一部儒学史，实际上一直处在不断地重写的状态。从古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学以经学的方式、道统的追溯，不断改写着。从现代思想史的角度看，不同时期，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书写的儒学史，就更是呈现出花样翻新的重写情景。从今天的角度看，重写儒学史，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是还原儒学的独尊地位、编排新的道统？还是以崇尚儒家基本价值的心态恭敬地书写儒学历史？抑或是以观念史、知识史的书写方式，给人们提供一部儒家思想叙述演进的历史？如果说现今以前的儒学史重写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话，那么当下重写儒学史的不同路向，都得面对重写儒学史的前置论题，那就是如何免除现当代妨碍人们理性重写儒学史的古代史意识形态诸先定条件主导，真正以儒学的历史面目来书写儒学史。
    一、重写儒学史的意识形态魅影
    儒学史的书写，是近代以来中国重建国家哲学、建构现代学术体系的落墨重点所在。这当然与儒学在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历史上，儒学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就其提供古典国家的统治哲学而言，自汉代以降，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崇奉的国家基本理念和制度精神；就其解释经典、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言，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各个朝代思想学术的主流形态。因此，在中国迈向现代的转型关头，如何处置儒学遗产，便成为天经地义、最为重要的思想学术论题①。在传统与现代转换之际，站在不同立场、具有相异偏好、选择不同视角的人，都绕不过儒学这道门槛，因此都不得不在相关思考中处理儒学史这一论题。这正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中重写儒学史的一种基本态势。
    儒学史的现代书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书写模式、而不考虑具体内容的视角看，这一断定，可以从两个视角得到说明：一是古典式的儒学，总是与国家权力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在现代处境中，不管论者是不是将儒学与政治变迁关联起来思考，只要是论及传统儒学，就不得不处理古典儒学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一种论述作为古典意识形态的儒学的必然进路。二是处理儒学与现代中国建构关系时，究竟是将儒学放在原有的古典意识形态位置上重建，还是将儒学放置到一般思想流派的地位上对待，也有一个坚持还是放弃儒学的现代意识形态定位的决断。于是，几乎可以断定，在现代处境中书写儒学史，是绝对回避不了意识形态论题的。对儒学史进行重写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放弃还是坚持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史视角，二是在什么意义上重启儒学的现代运程。这两个问题换算为近代中国思想学术界聚讼不下的争论命题，就是如何处理儒学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置儒学的思想学术传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前者而言，需要辨识的核心问题是，传统是否具有相沿以下、顽强绵延的通贯能力，抑或是传统已然中断，另外开启了一个自有精神脉络的现代？就后者而论，需要清理的基本问题是，坚持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是不是一定要将儒学重新安顿在与国家权力直接勾连的位置上，抑或是将儒学与国家权力完全隔绝，促使它成为多元价值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习惯于将前者视为一个学术史的问题，将后者才当作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一种断然中止传统的古典儒学意识形态，实则是为了开启中国人输入的现代意识形态的统治局面，并非一种拒斥意识形态的决绝态度。这样的进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姿态。就此可以说，近代以来重写儒学史的尝试，有着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难题。
    围绕上述两个论题，晚清以来重写儒学史的意识形态进路，可以区分为三种：一是坚持古典意识形态的固有进路，毫不妥协地将儒学作为国家统治哲学对待。这是晚清极端保守派努力为之的事情。但由于时易世变，这一进路获得的认同程度之低、受到的排斥程度之强，使其迅速退出思想竞争的场域。二是以国人引介的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取儒学而代之。在初期，这样的取代方案甚多，但最后力拔头筹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正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决定性地影响了重写儒学史的古代史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标志。三是在现代背景下重建儒学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重建，有观念形态的尝试，如现代新儒学；也有权力形态的，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用来抵抗苏俄和西方的儒学观念。但总的说来，这两者也都归于失败：前者的尝试，从来未曾打通一条儒学重领思想世界风骚的道路；而后者的意欲，随着政治竞争的失败，而归于寂灭。但这些在经验层面归于失败的尝试，并不改变意识形态塑造儒学史书写的总体局面。在三种影响儒学史重写的进路中，意识形态的书写模式，唯一对儒学史的实际书写造成长期且巨大的影响。这当然与这一书写模式获得了国家权力的长期支持具有密切关系，而且也与它直接与国家权力内在地共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中间，存在两个需要具体分析的结构面：一是古代史意识形态对儒学史重写的一般规制，二是形成了意识形态化的书写儒学史的基本氛围。前者使重写儒学史逃不出古代史意识形态的制约，后者让儒学史重写成为花样翻新的意识形态撰制。
    仅就后者来看，重写儒学史之成为花样翻新的意识形态撰制，体现为几乎所有的重写儒学史的努力，都与古代史意识形态有着若即若离的关联。但总体上儒学史的书写，都是这一意识形态约束的、路径依赖下的产物。众所周知，儒学史的现代书写，既存在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书写中，也存在于儒学史的专题书写中。受制于成型的古代史意识形态化书写的儒学史，大致展现为三种模式：一是强化的意识形态书写方式，这样的书写方式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史观传入中国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变迁有关，但更与中国的政治斗争状态紧密相连。登峰造极的状态，呈现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儒学史书写作品中。这是古代史意识形态制约下重写儒学史最典型的模式。最具政治代表性的作品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论著。学术上的强化版本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著作②。较好的学术书写成果，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③。不过前者是重写儒学史的历史学理论供给者，后者是从思想史视角为重写儒学史预制方案。二是具有知识取向、但受意识形态制约的书写方式。这是古代史意识形态相对弱化情况下的儒学史书写模式。这样的书写模式，大致围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僵化演进线索来书写儒学史。代表作当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三是弱版本的意识形态化书写成果，这一模式着意将意识形态处理为知识结构、思想方法，从而以之为书写儒学史的基本进路。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堪为代表。在本文论题范围内需要着重关注的，自然是第一个进路。后两者在知识上可重视的必要性，超过第一个进路。但三种进路具有同心圆特征，且后两者是前者衰变的产物。这无疑给了笔者重点关注第一个进路以支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