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⑧
    尽管这一归纳成为中国学术界基于政治理由全盘接受的定论，但中间实际上还容有解释余地。论者完全可以直接采用马克思本人的表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定位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性质。不过，在斯大林的社会形态刚性划分确定下来以后，中国学术界大致接受了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定位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看法。尤其是毛泽东将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性质确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争论似乎尘埃落定。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定论，经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与翦伯赞等的努力，成为几乎不可撼动的权威定论。
    马克思本人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论述，尽管是外国人的天才猜测，但与中国古代历史确实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事实是相近的。正像马克思本人确信的，相比于希腊、罗马式的西方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在土地制度、城乡关系、社会早熟、社会维新、劳动关系等方面，均与西方古代社会迥异其趣⑨。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性的含混性，给了论述者们接受或拒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论说以不同理由。这是中国古代史意识形态得以生成的历史根据。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史意识形态后来具有支配中国人文学科史撰写的巨大能量，不是来自于中国历史的理论分析之经验事实的含混，而是来自于古代史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直接勾连，这是它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动力所在：中国古代史意识形态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这样的论说。分析起来，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时期，缺乏强有力的现代革命理论支持。先期孙中山的革命论说太过浪漫主义，完全无法支撑革命的理论需要。这是他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出新三民主义的直接原因。后来勉强出台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革命论说，自以为同时拒斥苏俄与西方，凸显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实际上这造成蒋介石相关论说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疏离。中国共产党确实在这一方面技高一筹，建立起了具有强大政治动员能量的革命论说。而这样的革命论说，恰恰就坐实在中国的古代史意识形态上面。中共六大便确立起来的中国革命任务，就呈现出古代史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勾连关系。“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它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1）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2）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底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致力挣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一革命目标的确立，一与中国受西方列强的侵略相联系，二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相关联。这是古代史意识形态，其实也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论勾连在一起的中国革命理论。正是在这一革命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与最后胜利。因此，取得国家权力的执政党便将这样的革命理论运用于解释整个中国历史的演进，明显固化了古代史意识形态对人文学术领域的支配权力。
    古代史意识形态的关键，不在确立五种社会形态而将中国古代社会固化为落后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已经处在被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势不可挡的替代状态的断言。恰如列宁所指出的，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11）
    这一段话凸显了古代史意识形态的特质：一方面，它确定无疑地相信社会的线性进化论，无论人类在古代历史上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创造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建树，它都不过是已然落后的、誓将被取代的一个阶段而已。另一方面，凡是被取代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任何思想学说，都不过是相应时代的统治阶级的辩护词，必须化繁为简，将之作为已然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遗留物对待。再一方面，兴起中的、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为承载了远比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阶级文化更值得期许的无私文化。因此，以最高位的文化优势审视历史上的低位文化，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12）这就为古代史意识形态确立起了绝对不可撼动的正确地位：站在远比古代人先进的现代高位，立定远比古代统治阶级思想要先进的价值观念，对这些历史既成的思想学说进行严格的批判和超克，不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是担当文化使命的表现。但问题在于，当苏俄、中国的官学人士在横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类论述，并且几乎完全忽略了他们论及亚细亚社会的审慎态度的时候，脱离了语境的古代史意识形态，便势必陷入以信念裁剪历史的窘迫之中。
    如果说马克思论及东方社会性质的时候，尚且保持一种学者的审慎立场的话，此后的相关论述，都处在勇于断定的价值先行状态。因此，便出现一个不管历史事实如何，硬将其塞入既定理论框架的武断定势。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不能用欧洲古代社会性质来确定。这既是马克思本人审慎对待中国古代社会定性的原因，也是套用马克思论断如亚细亚理论认定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中国学者（如侯外庐等）审慎态度的动因，更是中西古代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自然呈现的差异（13）。其次，判断中西社会古代社会性质的基本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因此不具有随意挪用的通义根据。中国的封建，是由家族内部的分封制构成，分封者绝对不具有与中央王权抗衡的制度渠道；西方古代的封建制度，则是一种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权分庭抗礼的机制，它对后来的央地分权、宪政兴起发挥了积极作用。加之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讲，中国自秦朝起始，已经实行郡县制为主的行政控制制度，中式的封建制明显衰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的封建概念，确实不适于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再次，使用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经验形成的分析概念，来审度中国历史，已经造成亟须清理的历史与观念的混乱。如历史学的五朵金花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早就走到了聚讼不下的窘境，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公社制还是私有制也无法决疑，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治乱循环的机制也无以确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更是无法确定明清之际还是先秦就已出现的难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也陷入何时和何种状态成型的长期争执（蒋海升，2009）。这些争论属于正常的学术分歧，但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的生搬硬套，也是争端久决不下的重要原因。而其中古代史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也必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