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意识形态羁绊与儒学史重写之路
    古代史意识形态对儒学史重写模式的影响与制约，长达一个世纪。尽管这中间容有古代史意识形态仅仅只是思想学术之争和借重国家权力支持而独占鳌头的两种不同状态。但从总的状态上讲，古代史意识形态对儒学史重写的影响或制约，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儒学做粗率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定位，将其作为奴隶主阶级（早期儒学）与封建地主阶级（战国以后儒学）的主张加以批判。并将之作为固定化了的古代思想观念对待，拒绝承认它的当下活力、以及超越时代限制之外的普适意涵。二是不再将儒学作为中国古代史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待，将之降低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一般而言，中国思想通史和专门史都大致遵循这样的撰写进路。这就无法有力解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中国思想史。三是将支持古代史意识形态论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裁剪儒学观念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而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并将之作为衡量和重新书写儒学史的方法基调。儒学史不同书写进路上的差异，大致呈现为国家权力直接还是间接支持两种情况。1949年以前，古代史意识形态对儒学史重写的影响，基本属于后一种情况；1949年至今，古代史意识形态长期获得国家权力的全力支持，成为绝对制约儒学史重写的进路。这种书写进路，不能说没有收获。相反，在古代史意识形态制约下的儒学史书写，对儒学史获得其现代知识形态，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尽管这样的知识定位相当程度上是错位的，即离儒家应当获得的现代知识定位有着不小的距离。但也不能不承认，非经这样的尝试以及对这种尝试所做的知识矫正，儒学史的现代书写就很难富有成果。不过，这种政治化的书写模式，一定会激发非政治化的书写模式，进而激发仿政治化的书写进路。这是力图挣脱古代史意识形态束缚的儒学史书写努力。
    重写儒学史，已经走过了为时不短的挣脱古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艰难过程。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古代史意识形态绝对制约儒学史书写的情况下，还存在侯外庐那种尽力不将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史论说教条化的、书写儒学的举动的话，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那些极力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处理为方法指引而不是政治戒条的尝试，便成为挣脱儒学史书写的古代史意识形态的第二阶段的著述。这一阶段的著述成果，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李泽厚依照历史唯物主义、庞朴依照辩证法的方法意识，对儒学史的重写。到了改革开放的晚近阶段，不少大部头的儒学史，都不再依傍哪种明确的意识形态论说，而力图依照儒学的自身演进状态重写儒学。代表作似乎可以确认为汤一介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这可算是重写儒学史努力挣脱古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第三阶段。
    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重写儒学史，并不是那么容易挣脱意识形态羁绊的。如果说古代史意识形态对儒学的重写发挥过强大影响力，呈现出重写儒学史的前述情形的话，那么还存在另一个受意识形态驱使的重写儒学面相。这一面相，就是为中国现代新儒家展现的面相。断言他们的儒学史书写属于另一种意识形态驱使的书写方式，可能会引起争论。持不同看法的论者也许会指出，这一书写方式恰恰是对古代史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儒学史重写方式的自觉校正。一种力图校正古代史意识形态书写出来的、因此显得局部（政治正常状态下的相关书写）或全部扭曲（文革时期的相关书写）的儒学史重写努力，怎么可能仍然是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儒学史书写呢？显然，断言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史书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书写方式，是一个需要分析、澄清的说法。一般而言，现代新儒学的儒学史书写，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强烈和自觉。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活跃的新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学术思潮，并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体系直接挂钩。如果说此时的新儒学还仅仅是潜存着一种重回权力现场的理想观念陈述的话，那么它的乌托邦性质明显强于它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80年代，转移到港台海外活动的现代新儒家进入大陆的思想场域，一方面，它对催生李泽厚这样的学者重写儒学史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也让新儒家的儒学史书写，染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色彩。另一方面，港台海外新儒家的非意识形态化儒学史书写，其行走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道路上的儒学重述，激发了两种不同的大陆反应机制：一是李泽厚那样的、进一步降低儒学史意识形态书写浓度的努力；二是逆转非意识形态的知识化儒学史书写方式，促使儒学史以自身面目、而非西式面目，重拾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书写方式。这恰恰可以称之为仿意识形态重写儒学史的进路。后者萌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21世纪初期，正式以大陆新儒家的面目登上思想文化舞台，让人们意识到儒学史的意识形态化书写的另一面相。
    在今天的儒学史书写中，港台海外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已经形成论述旨趣上判然有别的两个言说群体。从言说的直接侧重上看，前者的重点落在思孟陆王一系的心性儒学上，努力尝试重建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其与权力的疏远有目共睹。后者的重点落在荀董到康有为的政治儒学上，努力开辟自有传统的儒家式中国政治之路，其谋求权力支持、或与权力合谋、甚至直接掌控权力的意识形态取向，令人瞩目。尤其是近期，中国的政党、国家领导人对儒家表示某种亲和以后，其中部分人士对儒家重回中国权力中心表达了满怀的期望。但审慎者如蒋庆，所持的立场是一种相对于前述的意识形态的替代性立场。其所述的儒教三院制，明显是一种将儒家理念与国家权力直接勾连的意识形态论说（14）。通儒院、国体院与庶民院的国家权力体系设计，直接用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替代了实行于当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这是儒学史重写中直接表述的强硬意识形态观念。这一观念对存在于当今中国思想场域的所有其他政治主张，采取了一种干净利落的排斥态度，儒学重建一元化权威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流风所及，以经学的态度重申儒学，成为大陆新儒家重写儒学史的主流取向。而经学正是古典儒学与国家权力直接勾连的学术形态。重写儒学史，似乎正在展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面貌。
    由此看来，重写儒学史要想真正作别意识形态的羁绊，还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设定现代条件下国家的中立化乃是现代国家告别意识形态狂热的前提，那么，国家权力便不应当与任何一种乌托邦、或完备的宗教哲学道德学说直接结合（任剑涛，2014：3-15）。就此而言，重写儒学史的经学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反现代的取向。它之谋求直接掌控国家权力的尝试，是一种道德教化与国家权力的合一尝试。这对秉持与儒家价值立场不同的其他宗教、哲学与道德主张的人来说，意味着一种自置低位、甚至放弃立场的可怕前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取向，显然不宜鼓励。它对中国建构合宜政体的作用是值得检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