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歧与合作
    1933年5月初，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德国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11）。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不仅有包括阿尔文·约翰逊在内的一批美国教育和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也有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代表。
    5月23日，“紧急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正是自4月7日以来约翰逊独自一人在研究的问题。与会代表在这点上达成一致：“应在美国大学体制内部为那些遭到解聘的德国教授寻找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在找到可供支配的岗位后，委员会应在岗位的寻求与空位之间充当中介人。”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应给予那些年龄在35至55岁的科学家以优先权，因为这些人本身还有‘产出年’，而且已经证明是优秀的。”根据这一标准，“紧急委员会”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托，公布了一份“必须给予援助的600多名德国学者的名单”，他们都是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追踪政策所尊重的人物（12）。
    早在1928年，为了能在西欧科学家共同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洛克菲勒基金会便在巴黎设立了办公室，它不仅收集有关欧洲科学，尤其是德国大学的详细情报，而且表现出对促进德国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兴趣（13）。1929至1933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德国科学界总共投入了400万美元，其中有83万美元投向了德国的社会科学界（14），许多德国的社会科学家都曾得到过它的资助：例如，在被基金会奉为“现代经济研究的麦加”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有专门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并对整个世界经济走向进行预测的阿道夫·勒韦、汉斯·奈塞尔、格哈德·科姆等人；在海德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欧洲普遍经济发展条件研究的阿尔弗雷德·韦伯、埃米尔·雷德勒、雅可布·马夏克等人；在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普鲁士农业改革及其对地方和全国物价影响问题研究的卡尔·勃兰特；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同样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的欧根·阿特舒尔以及他的研究小组。基金会的这类资助并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同时也涉及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例如，在法兰克福大学，它资助了由卡尔·曼海姆主持下的社会学研究；在科隆大学，它资助了由汉斯·克尔森和埃里希·胡拉领导下的国际法研究所的工作，而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它资助了汉斯·施佩尔和汉斯·西蒙斯领导下的社会学研究项目（15）。
    所有这些重要人物在1933年5月不仅都出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那份600多人的名单上，而且也出现在约翰逊与熊彼特草拟的那份名单上。也就是说，约翰逊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挑中并打算援救的是同一批德国社会科学家。尽管如此，两者的动机却并不相同，它们援救政策上的分歧源于一种原则上的区别。
    首先，这种区别涉及对纳粹运动本质的认识问题。约翰逊不相信这个时代的德国只代表了纳粹党人一时的误入歧途，更不相信这会很快地成为过去，他认为，“只要有纳粹政权存在，对知识难民的援救就必须作为长期的事情来坚持，为他们在美国找到长期固定岗位是完全必要的。”（16） 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纳粹主义的过度行动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而对知识难民的长期资助措施和计划是多余的。”（17）
    其次，这种区别还涉及对这些德国科学家的认识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所以资助这些德国科学家，是因为它相信，这些科学家追求的正是它所感兴趣的“现代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方向，而德国的社会科学界过去一直被“古老的哲学方法所统治”，因此，它试图在德国大学体制内部促进这些以经验性研究为方向的“少数派”（18）。而在约翰逊看来，这些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视为“美国主义者”而挑中的人，实际上仍在坚持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理念，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政治上承担了义务。与其说他们是接近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学术倾向的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的，不如说他们是接近那个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中具有积极进步精神的美国能动主义“少数派”的。“这些德国科学家在引入经验性方法的同时，也与杜威、维布伦、比尔德、鲁宾逊等人一样，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伦理学上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希望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德国。”（19） 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反映在两者关于援救德国科学家的目标上。约翰逊想获得这批人并在美国保持他们的欧洲本质特点，因为他相信，“美国的社会科学界急需欧洲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解毒剂，来反对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实用主义。”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如果这些德国科学家最后真的来到美国，便要按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方针来改造他们。”而这个主流，正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逊以及他的“新学院”加以拒绝的（20）。
    最后，对美国普遍蔓延的孤立主义情绪做出的不同反应，直接导致了两者在安置流亡科学家具体政策上的区别。自20年代末以来，由于孤立主义的强烈影响，美国高校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尤其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美国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警惕“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的呼声四起。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特别在美国246所正规高校中，整个教师队伍的近10％，即2600多人被解聘的情况下，有犹太血统的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被不少美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21）。这种情绪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相当强烈的表达。
    事实上，就连作为美国犹太人基金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没有完全摆脱反犹主义情绪的影响。纽约总部社会科学部代表艾伦·克雷格甚至表达过这种担忧：“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德国是多么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而我们正在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当如此之多的犹太人被安置在美国大学里时，我们很可能是在以一种失控的规模，在美国造就完全同样的非自由主义倾向。”（22）
    然而这些社会科学家恰恰是4月以来最早被德国大学扫地出门的人，也是在1933年以前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如果不援救他们，将意味着过去在德国投入的金钱“被扔到了窗外”；如果接受他们，又意味着对美国大学当时实行的反犹限额体制的一种挑战。面对这种令人棘手的局面，基金会董事会做出了决定：“既然我们曾经为德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化’提供过金钱，现在就必须考虑如何挽救这笔投资。”“如果驱逐这批科学家后，在德国就不再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考虑将他们安置在西欧诸国，万不得已之时，也可考虑让这些科学家难民进一步的‘美国化’，但在接受他们时，应遵循这个原则：将他们分散到美国各地。”（23） 因此，基金会援救工作的重心最初是放在将这些德国科学家安置在西欧诸国上的，而在美国的安置工作中，也一直坚持“每所大学接受的流亡学者一般不超过3人”的分散原则。像约翰逊那样，将一个德国社会科学家的核心集团集中于一所“流亡大学”中的做法，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愿看到的，因为它担心这些欧洲人在美国仍然是‘欧洲化’的。
    在约翰逊看来，这所“流亡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能接受数量更多的德国科学家，而且能真正继续那种在德国已被扫除掉的批评式的社会研究传统，并能使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尽管不少“朋友”对他的计划表示反对，认定“这样一个将犹太人迁居到美国大学中的计划不会有哪怕最小的成功前景”，嘲笑他“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劣质的”（24）。但约翰逊坚定地表示，这些人的特点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就是要用这种“行动中的抗议”来反对纳粹的野蛮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这不仅是作为与那些在德国遭到驱逐的科学家们保持团结一致的行动来设想的，而且也是要告诉孤立主义公众：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使美国成为一个难民国家，只会使美国成为质量水平最高的国际研究中心！”（25）
    尽管有这些原则上的分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仍然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宣布了它的计划：“基金会将为紧急委员会从任何别的来源中筹集到的每一美元追加它的一美元。同时，基金会将为所有科学领域设立一笔总额达14万美元的‘特殊研究援助基金’，其中5万美元用于社会科学，这笔钱供紧急委员会自由支配。”（26） 虽然“紧急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行动，但由于约翰逊是“紧急委员会”中的重要一员，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政策对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也仍然有效。这样，在已获得最初的创业资金的情况下，又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出的“提供一半工资”的保证，约翰逊招聘被驱逐的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作为美国科学界最早的援救行动，终于在1933年6月初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