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中“被解聘的教授”的命运是遥远而抽象的，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才具有直接得多的意义。当美国人自己都找不到足够的工作岗位，就更不要说将高校中的岗位让给这些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了，更何况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然而，就在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一种反犹主义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时，“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却构成了一个例外，它不仅用创办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来接纳这些遭受灾难、走投无路的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而且还热情地欢迎他们。
    这些被接纳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不仅是由于他们在科学上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是由于他们的科学活动与政治义务之间的联系，才被约翰逊选中的。与约翰逊本人一样，这些德国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应积极研究、探讨政治和社会的改革问题，才能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社会。正是这种自19世纪20年代就发展起来的思想联系，才使约翰逊在1933年4月下定决心要创办这所“流亡大学”。他要用这种“行动中的抗议”来反对纳粹德国的残酷政策与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他要在美国保持并发展这种在政治上承担义务的欧洲社会科学传统；他要用这种欧洲传统来改造美国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主流，从而最终达到使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目标。
    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上，约翰逊创办的这所“流亡大学”获得了成功。与那些被“紧急委员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分散到其它美国高校中的欧洲社会科学家们不同，那些人由于与欧洲大学传统相分离，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初只能从事美国学院式的教学，因而导致了数年间在研究上“几近休克的状态”；而被“流亡大学”接纳的这些欧洲社会科学家，却能在一种相当匀质性的环境中，根据他们所熟悉的方法，继续从事他们的科研与教学，因而发挥出令人难以想像的活力。正因为如此，这所“流亡大学”才迅速地从一所“小小的美国成人高校”一变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它每周举办一次的专题报告会很快成为了世界新思想的讲坛，“美国与欧洲”、“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美国的国家权力”、“社会科学方法论”之类的新主题立即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大学中最著名的学者前来参加；它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更是成为了当时惟一的一本汇集西方社会科学界内部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德国的韦伯主义与美国民主主义的工具主义——的科学杂志，并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动力。
    到1943年，这所以德国社会科学家为核心的“流亡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世界事务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研究所”、“戏剧与艺术研究所”以及专门从事法兰西文化研究的“自由高等研究所”的欧洲流亡科学家的共同体。“自由高等研究所”由于得到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公开承认，它所授予的美国学位成为在未来获得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中担任最高级职务的凭证。“戏剧与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代表了40年代纽约舞台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并引领了50年代后美国整个舞台艺术的主流。“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研究所”最早开启了“法西斯主义理论分析”与“极权主义社会学研究”，从而主导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
    “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世界事务研究所”，由于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学和国际问题专家班子，因而也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流亡大学”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研究上所具有的那种其它美国大学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世界经济研究所”中继承“基尔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构成了“新政”意识形态的“思想库”，他们提出的“增长活力与技术进步理论”、“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经济计划与凯恩斯主义模式”，为罗斯福“新政”的突破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向华盛顿政府部门输送的大量人才，创立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预算制度，并为战后德意志西部占领区设计了“货币改革方案”；他们早在40年代提供的“经济计划方案”，也在60年代末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完全运用于改革实践中。
    “世界事务研究所”则开启了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国际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涉及“德国军事成功的经济前提”、“纳粹宣传工作”、“德国军备经济的制度框架”、“德国妇女工作研究”、“德国资源分配及工资政策”等这些战时直接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涉及“美国战后对欧洲政策的出发点”、“欧洲战后重建中的德国地位”、“对德国实施占领的政策”、“未来欧洲联邦的宪法草案”、“国际比较中的管理制度研究”、“第三世界与国际公正问题”等这类事关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正是由于“世界事务研究所”以“超越民族界线，为一个和平的战后世界做广泛思考”为己任，以“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协调的战后秩序”为目标，才使得这座“构造未来的思想工厂”很快成为了26家美国政府机构的“战略顾问团”，并为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直接提供了行动指南。
    总之，在这所“流亡大学”里，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民主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们走到了一起，为他们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当这所“流亡大学”在美国成为继承欧洲社会科学传统的阵地时，当它发挥出对社会进行批评性分析的“战斗中心”的功能时，当它阔步走进美国重点大学的行列时，人们没有忘记，正是阿尔文·约翰逊这位美国民主主义者，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才将这所“流亡大学”创立之初的悲剧变成了人类教育、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场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