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阿尔文·约翰逊选择德国经济学家埃米尔·雷德勒作为他招聘工作的开端，用他的话说：“我挑选埃米尔·雷德勒作为我的教授集团的领导人，是因为他最深刻地打有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烙印，而又绝不是马克斯·韦伯奴隶般的追随者。”（27）
    自20年代初以来，埃米尔·雷德勒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外围知识分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1932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转聘到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后，他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讨论政治和战略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几乎都曾为约翰逊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提供过论文，并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也是被熊彼特推荐到优先者名单上的人。由于“他们大多有犹太血统，因而受到《重设公职人员法》的直接震动”（28）。若找到了雷德勒，应能得知这些人的下落。因此，约翰逊委派他的助手埃德温·米姆斯于1933年6月初前往柏林（29）。
    米姆斯的柏林之行并不成功，因为雷德勒已于1933年2月以“合法身份”离开了德国。他当时应国联劳动局主任的邀请，前往巴黎出席一次国际会议，会后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移居了伦敦，并在2月底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海因里希·曼等人一起出现在反法西斯主义的“自由言论”大会上。（30） 幸运的是，米姆斯在柏林意外地遇到了正在雷德勒家中避难的朋友汉斯·施陶丁格尔，并根据他所提供的新地址赶往伦敦，向雷德勒说明了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31）。雷德勒随即前往纽约与约翰逊本人面谈，并达成了一致。雷德勒决定谢绝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聘任，加入“流亡大学”的队伍。随后，两人又在熊彼特提供的优先者名单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有关潜在合作者的大名单，并于6月底返回伦敦，准备与这些人进行聘用性质的洽谈。
    这份大名单上的人物在获悉阿尔文·约翰逊或其它外国机构的努力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尤其是其中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他们与奥地利“新古典主义”的“正统学派”同行相反，在国际科学界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接触与联系，也并不清楚美国的“新政”人士圈子早就在关注他们的事实。由于得不到熊彼特的帮助，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们中的头一批人已逃离德国。最早流亡出境的是前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统计部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他于4月3日逃往瑞士日内瓦，在“新学院”的邀请书转到他手中之前，已接受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提供的一个教授岗位（32）。海德堡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也于5月初逃往法国巴黎。这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现代数理经济学家”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一个设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岗位，因而也未能在此时加盟“流亡大学”。（33）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卡尔·曼海姆于4月流亡伦敦。当约翰逊与他会面并向他发出邀请时，这位“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却提出：“新学院”应办成一所由他的社会思想主导的学院。但约翰逊更想要的是一批“团体赛的成员”，不能只有一位像曼海姆这种声望的科学家。因此，曼海姆没有前往纽约，而是接受了伦敦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岗位。约翰逊对这样的拒绝“感到意外”，他后来回顾道：“我盼望这些德国人能来，呼唤他们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而他们却非常挑剔，但我并不气馁。”（34）
    到1933年7月初，约翰逊只获得了雷德勒，还必须找到名单上其他人的逗留地点，招聘他们并安排他们渡海。但由于雷德勒不愿返回德国，约翰逊又不具备必要的德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雷德勒想起了他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时的助手、精力充沛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此人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没有犹太血统，既能自由出入德国，又无人身安全上的担忧，因此决定委托他担任信使，代表“新学院”在德国与其他人选进行洽谈。
    经施佩尔在德国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到9月初，这所“流亡大学”招聘到它最初的教授队伍，其核心成员由经济学家组成：除埃米尔·雷德勒外，有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卡尔·勃兰特，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金融学家格哈德·科姆，柯尼斯堡大学的经济理论家阿图尔·费勒尔，汉堡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以及柏林社会教育研究所的女劳动学家弗莉达·温德尔里希。此外，还有其它专业的专家，如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家赫尔曼·康托洛维茨，法兰克福大学劳动学院的社会学家卡尔·迈尔，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科隆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萨罗蒙以及音乐学家恩斯特·冯·霍尔波斯特尔。而形态心理学的奠基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马克斯·韦特海默尔由于“国会纵火案”的影响，已于3月初流亡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在布拉格接到约翰逊的邀请书后于9月前往纽约的（35）。
    1933年10月1日，这所已拥有12名教授的“流亡大学”，带着它可观的公众注意力，开始了秋季学期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但约翰逊的招聘行动并未停止，在此后的一年中，又一批欧洲社会科学家来到“流亡大学”，他们当中除来自意大利卡克利阿里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阿斯科利外，其余都是德国社会科学家。这些人当中，除科隆大学的企业管理学家弗里茨·勒曼和莱比锡大学的经济法专家鲁道夫·利陶尔外，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阿道夫·勒韦的弟子、国民经济学家艾马尔·阿尔弗雷德·克勒尔。为逃离德国，克勒尔试图弄到一份去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却遭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拒绝，其理由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只是个锁匠。在这种情况下，勒韦果断地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他推荐到了“流亡大学”（36）。
    在这轮招聘中，约翰逊特别希望得到在政治上采取过积极行动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家型的学者的实践经验不仅能对政治领域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而且能促进具有现实意义的危机讨论并能巩固“流亡大学”的政策基础。经雷德勒推荐，三位具有非凡的政治经历的学者来到了“流亡大学”。
    宪法学家、公共财政管理专家阿诺尔德·布雷希特曾担任过德国内政部宪法司司长。1932年6月，这位民主党人曾在国家最高法庭上代表普鲁士邦政府与巴本作过坚决的斗争，并在1933年2月联邦议院的斗争中公开抵制过希特勒（37）。政治学家汉斯·西蒙斯是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的奠基人，曾担任该院院长达10年之久。布吕宁政府时期，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还担任过两年普鲁士下西里西亚省省长。这两人都是在1933年7月14日纳粹党成为全国惟一合法政党后，因“政治上不可靠”而于8月30日被解除公职的（38）。经济理论家汉斯·施陶丁格尔曾担任过普鲁士商业部长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巴本上台后，于1932年6月移民比利时，但仍以外国人的身份在汉堡领导“德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活动。1933年4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6周后，在比利时政府的干预下出狱，但释放的条件是：他必须在6周之内离开德国，并不得与他的任何社会主义朋友联系，否则其他青年社会主义者将被关进集中营。由于不能返回汉堡，他一直在柏林雷德勒的家中避难（39）。这三人都在接到约翰逊的邀请书后立即前往纽约。
    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纳粹文化清洗运动在更广的空间里进行，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新一轮科学家难民潮从欧陆涌向美国。此时被“流亡大学”接受的有：现象学的奠基人、维也纳大学的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许茨，维也纳大学的政治学家、前维也纳副市长恩斯特·卡尔·温特尔，马德里大学的政治学家、前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大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罗马大学的社会学家尼洛·利瓦伊，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哲学家兼外交家、前埃伯特总统办公厅主任库尔特·里泽勒，柏林犹太学研究所的政治哲学家莱奥·施特劳斯，科隆大学的科学哲学家、胡塞尔的弟子费利克斯·考夫曼以及国际法专家埃里希·胡拉（40）。此外，早先流亡海外的科隆大学的历史学家法伊特·瓦伦丁离开了伦敦大学，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离开了牛津大学，基尔大学的经济学家汉斯·奈塞尔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三人也先后加盟“流亡大学”。
    在欧战爆发前，约翰逊已为这所“流亡大学”召集了一支由30名流亡科学家组成的专门从事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研究的教授队伍，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德国人，而且是一批德国社会科学界的精英人物。作为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他们代表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和多元主义理想。他们认识到，这场“纳粹革命”必然会有系统地拆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他们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在纳粹德国不再有他们的未来。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所“流亡大学”绝不只是一个临时避难所，更重要的是，它还向他们提供了在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意义上继续工作的可能性。正是在这里，魏玛共和国的理想得以继续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