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陆沦陷后的拯救行动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尤其是随着1940年4月德军突袭丹麦、挪威，5月闪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欧洲知识难民问题以更为灾难性的方式尖锐化了。阿尔文·约翰逊从纳粹对欧洲的一场全面胜利的前景出发，认为“欧洲的智力工作和科学研究将会完全陷于瘫痪，美国将会在下一个5年、甚至是10年或20年中成为能保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科学精神的惟一国家。”（41） 因此，他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拯救行动。
    1940年5月26日，约翰逊向“紧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立即接受200名欧洲科学家的《联合拯救行动》的建议书，提出：“应立即从英国接受100名、从法国接受75名、从欧洲其他国家接受25名教授来美国。”同时，他还极力劝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们相信：“美国只有当它想做的时候，才能开始真正的帮助。而迄今为止，美国各高校只安置了不过400多名科学家，这才刚刚达到美国高校接受能力的1％。由此可见，所有那些关于大学人员泛滥的不吉利的传闻都是谎言，至少还应该加倍地接受流亡学者！”（42）
    欧战的爆发也使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对欧洲局势产生了怀疑：“从前景上看，美国将会很快成为躲避纳粹军队的大量欧洲科学家的惟一避难所，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卷入战争也并不是不可能的。”（43） 这种怀疑很快就被1940年4月以来的欧洲危局所证实。在这场欧洲文明的崩溃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看到了促进美国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又一次良机，而且“这些欧洲科学家大多没有犹太血统，与那些德国科学家相比，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环境。通过一种接受上的分散方式，他们能在不受公众注目的情况下，分析最近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美国的未来决策提供最紧迫的帮助”（44）。因此，6月初，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研究接受欧洲各国科学家的新方案。
    然而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此时并未消退，“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于6月5日告知洛克菲勒基金会：“必须清楚这一点，大学目前还尚未改变它们对难民的态度，而且几乎不愿在值得一提的范围内参与性地承担基金会的行动。只有阿尔文·约翰逊支持这个方案，他本人就是在这类方向上工作的，最近，他还特别提交了新建议，并指出：应毫不犹豫地将数量不限的欧洲社会科学家，至少100人接到新学院来，只要他能得到必要的资金推动此事。”（45）
    在法国沦亡，英国岌岌可危的局势下，阿尔文·约翰逊这位66岁的老人，仿佛突然间成了“惟一真正能以必不可少的进取心和创新性来考虑欧洲知识难民问题的人”，而且在具体的接受工作上，“他能比紧急委员会的达根先生更具有优势”（46）。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着手考虑约翰逊的建议。7月22日，基金会主席雷蒙德·B. 福斯迪克批准了与约翰逊之间达成的《共同紧急方案》。但在这个方案中，由于经费上的原因，约翰逊提出的那个接受200人的计划被削减为100人，这100人中还包括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前安置在西欧各国的60多名德国流亡科学家（47）。8月19日，头一批，即17位欧洲科学家前往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旅费得到了批准，他们当中有1933年4月流亡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基尔学派”首领、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48）。
    在《共同紧急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却一直对约翰逊的援救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这个方案：新来的科学家最大限度只应受聘2年，而约翰逊在接受新来者时却并未宣布对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临时性的聘用，那么“他会将适合于‘流亡大学’扩展计划的大量科学家长期留下来吗？从‘流亡大学’迄今为止的历史看来，这种猜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它现已发展到50名固定成员的教授集团中，只有卡尔·勃兰特一人离开了它。而‘流亡大学’的新计划宣布：以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被安置在一个新设立的‘世界经济研究所’里，它将依照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模式来建立，并继续它自20年代以来的工作。由于‘基尔学派’原有成员已几乎尽数集中在‘流亡大学’，尤其是勒韦的到来，使约翰逊现在拥有了最为重要的人物，因此，这个新计划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49）。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危险：“两年后，它很可能要长期对拥有150名成员以及一年多达几十万美元债务的‘流亡大学’负责”（50）。而他们是不愿看到众多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一个中心的现象的，因此总是不间断地询问约翰逊：“在此期间，流亡大学已经解救了多少新来的科学家？”约翰逊最后极不情愿地解释道：“他并不打算让他的流亡大学完全立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先生们。”（51） 为此，他经过艰难的努力，终于在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会、杜克烟草公司、纽约犹太人基金会、古根海默基金会、利塔内尔基金会、“美国犹太劳工总会”以及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那里找到了新的捐助者。这些机构分别为“流亡大学”提供了1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其中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会提供了40万美元，杜克烟草公司提供了25万美元，纽约基金会提供了23万美元（52）。
    后来的事实证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担忧是多余的。由于英国并未沦陷，《共同紧急方案》挑选出来的100名欧洲科学家中只聘到89名，其中37名安置在其它国家，52名到了美国。这52名中，有34名安置在“新学院”，3名去了哥伦比亚大学，2名去了耶鲁大学，2名去了国家经济研究局，2名去了布鲁金斯研究所，其余9名去了9所美国的新大学。在新学院接受的这34名科学家中，只有经济学家勒韦一人被很快聘到正教授岗位上，其余的33名中，有17名在2年后被安置到其他美国高校。3名法国科学家因获得了“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额资助，而放弃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2年内的一半工资，即每年2000美元的资助。因此，两年期限结束后，只有13名科学家还在1940年《共同紧急方案》的框架内，他们的一半工资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负担到1945年6月1日（53）。到此时为止，洛克菲勒基金会总共为接受欧洲各国流亡科学家提供了141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即54万美元，投向了约翰逊创办的这所“流亡大学”（54）。
    然而，与约翰逊独自采取的援救行动相比，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个《共同紧急方案》只具有较小的意义。事实上，早在这家基金会将那个接纳200人的计划减少为100人时，约翰逊就准备自己来实施一个“新百人计划”了。为了在德军彻底征服整个西欧大陆并封锁所有逃亡道路之前救出如此之多的欧洲科学家，约翰逊加入了由法国独立社会党人保罗·哈根于1940年6月在纽约成立的“新开端组织美国局理事会”，并通过“新学院”派往马赛的代表瓦里安·费赖伊，为“流亡大学”建立了一条通往欧洲的直接联系热线（55）。
    利用这条重要通道，在1940年8月至1941年5月的短短几个月内，“流亡大学”就另外接受了100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后又接受了18名，从而超额完成了它的“新百人计划”。这样，从1933年6月到1945年5月，通过“流亡大学”得到拯救的欧洲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总数达到了182名。他们当中有71名德意志人，23名奥地利人，21名法兰西人，16名俄罗斯人，13名意大利人，10名波兰人，7名匈牙利人，7名捷克斯洛伐克人，5名比利时人，4名西班牙人，3名瑞士人，1名巴勒斯坦人，1名阿根廷人。若按所从事的专业分类，他们当中有31名经济学家，19名艺术家，17名政治学家，15名哲学家，14名历史学家与艺术史专家，12名语言文学家，12名法学家，10名社会学家，9名心理学家，9名医学家，8名化学家，7名物理学家，7名音乐学家与戏剧理论家，5名建筑学家，5名数学家与统计学家，2名教育学家（5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此工作到1945年。
    在约翰逊领导的这所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惟一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流亡大学”里，这些躲避纳粹政权迫害的欧洲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位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最为可靠的保护人；而约翰逊则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实现“社会研究新学院”梦想的工具。这个由世界上杰出的、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集团，在这个“新家乡”里思索着现代文明社会中那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