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早期版本的上下两册中虽然以公元1500年为界把从文明之前的人类到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分为两大部分，但实际上可分为七个阶段：（1）文明之前的人类；（2）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3）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4）欧亚大陆中世纪的文明，公元500年-1500年；（5）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年-1763年；（6）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年-1914年；（7）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全球通史》出版后曾多次再版，1999年的第7版将时间范围扩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作者把全书的副标题改为“从史前史到21世纪”，以便强调全书的整体性，但其历史分期没有变化。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没有提出统一的分期标准以衡量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他指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13）
    巴勒克拉夫在其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把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1975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七个阶段：（1）早期人类的世界，约公元前9000年-约公元前4000年；（2）最初的文明，约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3）欧亚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4）划分为地区的世界，公元500年左右-公元1500年前后；（5）新兴的西方世界，公元1500年-公元1815年；（6）欧洲统治时代，1815年-1914年；（7）全球文明时代，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
    他还指出，“今天我们显然处在欧洲时代之后的时代”。（14） 他认为第六个阶段也就是“欧洲统治时代”的终结可以看作是在1914年。1914年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7年就演变成为世界战争，这标志着从“欧洲统治时代”到全球政治时期的过渡。（15） 不过，巴勒克拉夫又指出，“欧洲统治时代”虽然终结，“全球文明时代”从何时开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他倾向于把1870年到1914年“世界经济的形成”看作“全球文明时代”形成的基础。（16）
    斯特恩斯等人在《全球文明史》中把世界历史分为六个阶段：（1）文明的起源，约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1000年；（2）世界历史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年-公元5世纪；（3）后古典时代，公元450年-1450年；（4）缩小的世界，公元1450年-1750年；（5）工业化与西方的全球霸权，公元1750年-1914年；（6）20世纪的世界历史。
    《全球文明史》的作者明确提出了划分历史时期的三个基本要素：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对早期文明来说就是跨地域接触）密度和范围的增加，以及主要文明中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新的大致平行的发展。（17）
    本特利和齐格勒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七个阶段：（1）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500年；（2）古典社会组织，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3）后古典时代，公元500年-1000年；（4）跨文化交流的时代，公元1000年-1500年；（5）全球一体化的缘起，公元1500年-1800年；（6）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公元1750年-1914年；（7）现代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
    本特利和齐格勒认为，七个时代并没有反映出单个社会的独特经历，它更多地反映了在多种文化交流中所有社会的共同经历。这七个时代与把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形式有着紧密的关系。甚至在古代，这些网络就支撑着人们之间的交流，影响了世界各地人类的生活经历，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有效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密集和系统化。以七个时代为框架研究世界各民族，我们可以充分比较不同的社会组织，也会看到多种文化交流在各个社会组织的历史和世界整体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18）《新全球史》从始至终关注两个共生的主题--“传统”和“交流”，认为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做出解释。（19）
    上述几部著作反映出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发展的学术脉络。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20） 而巴勒克拉夫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前言”中则明确指出，“这册地图集的原方案是笔者于1973年制订的，本人有幸能同L.S.斯塔夫里亚诺斯，并同A.J.托因比（在他去世前）讨论过此方案。我感谢这两位所作的批评指教和鼓励”。（21） 又如，《新全球史》的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仅仅从西欧，从美国、日本或者其他某个社会出发，是不可能理解当代世界的，同样，仅仅从某个社会的历史经验出发也是不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的。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考察每一个民族为人类所作的贡献。全球史观要求超越对某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广大的地区，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全球史观还要考察那些对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交流有促进作用的网络和结构。最后，全球史观要求关注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和结果。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旨在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22） 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今日世界的迫切需要之一就是关于现代历史进程的新视野，在世界事务的新形势中，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和几乎排外性的从西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解释，很难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历史学家被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困扰，觉得自己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前的经验无法提确切的指导。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23）“世界上各个地区的民族和文明在被考察时都拥有平等的地位和平等的权利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的经历都不应被漠视为边缘的或无关紧要的”（24） 等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再如，巴勒克拉夫主张建立一个表明每种文明中并行发展阶段的时间表，进而确定哪些事件是“当代的”。两个历史事实在它们各自的文化中发生在同样相等的位置上，因而具有相等的重要性。只有建立这种时间表，才能在此基础上寻找出影响文明发展节奏的原因。（25） 而《全球文明史》的作者斯特恩斯等人提出的历史分期三要素之一即主要文明中绝大多数的新的大致平行的发展，与巴勒克拉夫的主张之间也存在着可以相互印证之处。
    客观来看，在上述通史类全球史著作中，都暗含着源自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他们都是从文明的角度研究世界历史，在对欧亚大陆的文明予以充分关注的同时，努力扩展对其他地区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上述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展现了其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视野，即努力从全球的、整体的而非区域的、局部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整体和宏观的把握。这种从全球视野出发的历史分期还表明作者在全球史编纂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即努力将那些以往被忽视甚至被忽略的文明纳入考察视野，追求中立的价值判断。同时，这也在实践上使得对文明或跨区域及跨文明的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性比较成为通史类全球史研究中的一种必然。例如，斯特恩斯等人认为，世界历史的大量内容可以通过对主要文明的突出特点，比如正式的政府、家庭结构和艺术的仔细比较来组织。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帮助我们把握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并且凸显出主要社会之间存在的关键差别。比较提供给我们一种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并使得我们能够确认应该加以记忆和解释的关键性的模式。（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