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从宏观角度阐述世界历史进程时，上述学者摈弃了带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古代-中世纪-近代”或者其变种“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分期方法。具体来看，麦克尼尔划分为四个阶段，斯塔夫里阿诺斯、巴勒克拉夫、本特利和齐格勒划分为七个阶段，斯特恩斯等人划分为六个阶段。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1500年和1914年被这些学者较为普遍地视为世界历史的分期界线。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没有选用公元500年和1500年，而是选取了公元450年和1450年，这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了其时代背景。另外，上述学者对“西方优势”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差异，这从其对1500年之后历史分期的时间界线上即可看出。
    在持“欧洲中心论”者所描绘的世界历史画卷中，公元1500年前，世界限于停滞，分裂为各个孤立的、落后的区域文明，随着欧洲文明的崛起，各地区之间交流的障碍才被打破，全球化时代才得以展开。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500年之前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存在着交流。例如，麦克尼尔指出，公元500年左右，几乎世界范围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都已经建立。（27）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在公元500年之前，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地域都在平等地进行着交流，所有地域的文明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至今仍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影响。（28） 本特利则认为，即使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就已经通过文化交流互相影响了。（29）
    总体来看，通史类全球史与西方传统世界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对1500年之后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解，也就是对所谓“欧洲统治时代”、“西方主宰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或者“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工业化与西方的全球霸权”的认识问题上。这一分歧表明，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学者对所谓西方优势和1500年之后5个世纪里世界历史的演变具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把“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界定为从1763年到1914年，他认为1763年时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有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但到1914年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30） 巴勒克拉夫把“欧洲统治时代”界定为从1815年到1914年，认为从1500年到1815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尽管新因素脱颖而出，欧洲社会基本上仍旧是领主和农奴的农业社会。18世纪后半期，欧洲同美洲和亚洲的贸易关系正在对欧洲本身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从19世纪开始，欧洲由于本身工业化力量的推动，在世界崛起。这一过程也就是“欧洲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1914年。（31） 这里，巴勒克拉夫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转变是在19世纪初期，二是欧洲由于本身工业化力量的推动而在世界崛起，这实际上是区分了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不同历史意义。而本特利对1500年之后世界历史的研究也表明，欧洲在近代早期（1500年-1800年）并没有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宰者。本特利和齐格勒把“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界定为公元1750年至1914年。他们认为，在大约1500年至1800年间，世界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商业贸易、生物学以及文化交流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欧洲人。虽然欧洲人在近代早期阶段并没有取得世界霸权，但同他们的祖先相比，他们确实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一个杰出的角色，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世界一体化的不断发展。1800年以后，欧裔人口在世界的政治经济中才取得了优势地位。（32） 斯特恩斯等人把“工业化与西方的全球霸权”的时间界定为1750年至1914年，但也指出在1760年，西欧尽管商业也很发达，但很大程度上仍是个农业社会。从1850年到1914年，是一个更成熟的时期，这时工业社会的含义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大致从1800年以后开始，欧洲变成了制造业的世界中心。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的帝国主义扩张尚为迟缓，但在那以后，则迅速地扩展。（33）
    巴勒克拉夫、本特利、斯特恩斯等人的上述观点获得了当代其他学者研究的印证。例如，《西方社会史》的作者指出，西方社会在1900年已经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了，这和它在1800年曾是农村化和农业化一样千真万确。（34） 彭慕兰指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35） 可以说，随着对世界历史实证研究的深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取得了更加科学的认识。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对自身利益的界限存在着明确的理解和认识。在历史研究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相应地自然具有各不相同的立场、视角和观点。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并没能彻底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认识源自欧洲并缔造了欧洲优势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与后果。以麦克尼尔为例。麦克尼尔一方面认为，直到1850年，西方才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主要文明的关键性优势，并迫使所有非西方社会的领袖们抛弃先辈的道路，放弃他们传统的、文化的自主，以便借用西方的技术努力实现现代化；（36） 另一方面，为了洗刷“欧洲中心论”的嫌疑，又不得不尽量淡化欧洲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作用及影响。这就导致麦克尼尔的历史分期中出现了一个内含的矛盾现象，即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在时间上无法名副其实：在1500年到1789年间，西方并不能主宰世界，却称之为“西方主宰世界”，而到了1850年西方能够主宰世界之时，却称之为“走向全球大一体”。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巴勒克拉夫、本特利等人的著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们虽然都明确界定了“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欧洲统治时代”或者“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时间上限，并都选取了1914年作为这一时段与当代新世界的分期界线，但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欧洲中心论”的口吻。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这个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37） 巴勒克拉夫认为，1500年到1815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是欧洲的扩张和欧洲文明向全球的传播；各种冲击的力量从欧洲向外扩展；1500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1500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38） 本特利认为，民族国家、重工业、威力巨大的武器以及高效的交通和通信技术使得欧裔人口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取得了优势地位，1750年到1914年，欧洲人成功地将自己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世界性的霸权。三个历史进程--革命、工业化及帝国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人和欧裔美洲人何以逐渐地控制了世界。这三个历史进程一道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39） 事实上，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在这里遇到了难题，这就是如何在充分阐述欧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又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科学地认识和评价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作出的历史贡献。这在西方学术界可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至今仍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