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派”對於中國學術的意義
    劉澤華：李教授，《文史哲》第四期竟然打破常規，在首篇刊出了你長達四萬字的文章，讓我非常吃驚。究竟其意義何在呢？我個人揣測，李教授和《文史哲》的諸位決策者都意在學術界提倡“學派”。但我的問題是：爲什麽現在要提倡“學派”呢？1949年以後，中國史學界除了官方認定的一個學派外，其他的基本上談不上什麽學派了；即便有一些“學派”苗頭的，也沒有什麽好的結果。於是，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人都成了“緊跟派”。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聖人發言了，就緊跟聖人；聖人不講話了，就緊跟賢人；總而言之，當時是唯權力是瞻，誰的權力大，誰就是真理。就當時情況而言，也並非完全出於被迫，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認同的；即使有心存異議者，多半選擇沉默或進行自我批判--歷史學界重量級的學者幾乎都有自我批判的文章。最爲傷痛的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郭沬若（1892-1978）竟然要焚毀自己的全部著作以求存身。“文革”結束以後，大的環境出現了變化，學術界又開始思考問題，對不認同的觀點提出質疑，並且出現了多元化的勢頭，但也不時會出現一些要“統一”思想的聲音。從政治家的初衷來說，在政治組織內部對其成員的思想行爲作出規定，予以約束，從而形成統一意志，是有其正當理由的。但是，由於中國語境下的政治與學術邊界模糊，政策執行者容易混爲一談，使得學術研究深受影響。以歷史學爲例，哪些人物、事件應該肯定，哪些人物、事件應該否定，不否定是否就都是肯定，不否定是否就不能分析；如果允許分析，到哪一步是允許的，到哪一步是禁止的，由誰來判定，等等，這些都涉及一個歷史認識的大問題。另外，現在還有一種“交學費”的觀點很盛，認爲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在進行探索，都是爲後來的改革開放所交的必要學費和應付出的代價。這類認識固無不可，問題是不准與之相左的看法公之於世。這就讓人感到害怕了！難道學者都得沿着這個思路去思考、去認識？所以，我想請問李教授，你現在提出“學派”問題，用意何在？
    李振宏：我之所以要提出“學派”問題，並提出一個以您爲首的“王權主義學派”，並不是出於對您個人的感情。劉先生的大名我雖早已耳聞，非常敬仰，並且在20世紀80年代就受到過您的影響，但過去我們之間並沒有交往，而且我也不習慣於爲某個人做事。我之所以提出“學派”問題，而且要張揚一個“王權主義學派”，出發點在於推進當代的學術發展。
    在我看來，任何學術都是要在充滿活力的學派林立的局面中獲得其生命力的。如果沒有不同學術理念、不同歷史觀的認知、不同學術風格形成的學術共同體的對立和爭鳴，學術生命就會窒息。對此，古人深諳其道。《漢書·藝文志》開篇就講：“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所以，孔子（前551-前479）死後，《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一個學術的創始人死了以後，他的思想是一定要分化的。這個分化的最終結局，就會形成不同的學派。其本始是一派，派中又分派，這是必然的現象。正是學派的對立和爭鳴，推進了學術的發展。馬克思（K.H.Marx，1818-1883）逝世後，繼承馬克思的人，或者有志於學習、研究馬克思的人要不要分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爲，不同人所理解的馬克思都衹是他自己理解的馬克思。於是，在理解研究馬克思的過程中自然就會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學派。這些學派的對立與爭鳴，就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這是學術發展的正道。如果不是這樣，衹有一種聲音，那學術怎麽發展？而學術的對立和爭鳴，是要靠形成一批相對穩定、集中的學術共同體來實現的。這個學術共同體就是學派嘛！衹有穩定的學術共同體，纔能把某種學說、某種理論、某種學術思想推向一定的理論高度，創造具有相對完整並付諸實踐的、能夠經得起檢驗的一種理論體系。單個人是沒有力量來完成這些的。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共同體，有相對一致的問題指向、選題指向，有大體相同的學術理念，有相同的歷史觀認知，有相同的方法論，它在這個領域的開掘會達到相當的深度。這是學術共同體的作用。有這樣不同的學術共同體存在的對立和爭鳴，自然就推進了學術、繁榮了學術。所以我想，衹有學派林立的學術時代，纔可能是學術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
    1949年以來，中國衹有一個學派，即馬克思主義學派。顯而易見的是，衹有一個學派，也就等於沒有學派了。中國史學界在過去幾十年裏，從50年代到80年代，開了“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結果怎麽樣？後來都敗落了吧，現在人們很少知道或提起“五朵金花”了。起初還以爲是“文化大革命”把它們的研究進程打斷了，所以，“文革”以後，歷史學家們又重操舊業，重開了“五朵金花”，結果沒開多久就枯萎、敗落了什麽呢？因爲它根本上還是一種聲音。比如，關於“古史分期”好像有八家學說，其實都屬於五種形態史觀之內。按照我的說法，可以稱之爲“同株異葉”。一根樹幹，生長出不同的枝葉，衹要樹根、樹幹出了問題，那所依附的各種枝葉也就都枯萎了，哪一派也活不下去。古史分期就是這樣的結果--當五種形態史觀受到挑戰後，以此爲理論的各家學說也就統統被置於尷尬的境地。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就是想在中國學術界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張揚一下學術的個性，並最終實現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與繁榮。這是我的初衷。
    劉澤華：接下來我想問的是，“學派”如何界定？比如說，一種思潮算不算學派？近年來的“國學”熱，新儒家與尊儒之風很盛，以及新道家等等，算不算是一個大學派？還有，許多認識領域的開發，也有相應的理論。比如，社會史、文化史等，算不算學派？所謂“學派”，你主要是看價值體系，還是認識領域和認識體系（解釋體系），抑或三者的交織？
    李振宏：按我的理解，“學派”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如果要下定義，就不一定能說得很精確。大體說來，就是在同一個學科中由於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學術理念、價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的學術派別。一個學派，就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共同體，即一個由共同的價值觀體系、共同的方法論思想（即解釋體系）和堅守共同認識領域的人形成的學術共同體。一個學派是否成立，主要看幾個要素：（1）有共同堅守而又區別於他人的價值觀體系和系統的方法論思想。在歷史學範圍內說，就是有共同的歷史觀和方法論。（2）有共同的治學理念和學術宗旨，亦即學術目的性問題。（3）有共同的概念體系或話語系統。（4）有明確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如果是在這幾個方面都有所體現的學術共同體，就可以稱之爲學派。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現代“新儒家”是可以稱之爲一個“學派”的。他們的確有一致性的價值觀認同，有共同的學術理念和學術宗旨，有他們的概念體系，也有比較突出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而那些所謂“國學”熱以及強盛的尊儒之風，就算不上什麽學派了，僅僅是一種思潮而已。它們甚至都劃不到學術的範疇內，衹是一種思想或觀念的浮躁和喧囂。而文化史、社會史則衹是一種觀察歷史的角度或方法，是從特有的視角觀察歷史所形成的不同學術路徑。文化史或社會史儘管有着自己獨特的方法論體系，有很多從業人員，但其從業者並不一定在歷史觀、價值觀、治學宗旨、學術理念上與其他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相區別，如果籠統地稱之爲“文化史學派”、“社會史學派”也無大謬，但嚴格地說，是不具備學派的基本要素的。在歷史學的範圍內說，判斷學派問題，最重要的是歷史觀、價值體系、解釋體系、治學宗旨這樣幾個要素。這裏申明一下，人們常說的“文化史觀”，無疑是一個學派。
    劉澤華：談到學派問題，我認爲首先要關注歷史的“真”。但是，“真”在哪裏？比如，在討論近代史從何時開始這個問題上，有宋朝說，有明末說，有鴉片戰爭說。這算不算學派？又如，近代以來，有現代化爲主流說，有“挨打”爲主流說，還有既“挨打”又輸入現代文明說。這些算不算正常的學派？再如，經常會有一些有權勢的人憑藉權力而形成學術壟斷，這算不算一個正常的學派？中國傳統史學中是很強調“正統”的，而越是“正統”，假的東西越多，是否“正統”也算是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