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史觀意義上的“王權主義”
    劉澤華：剛纔李教授提到了我有一套中國史觀，我有點坐不住了。“中國史觀”這幾個字，我看得非常重。我這個人雖然有點個性，但畢竟一身土氣，坐井觀天，不大可能創造一個獨立的中國史觀。所以，你現在提到我有一個中國史觀，我請問，你是怎麽找出這個中國史觀的？
    李振宏：我把您的觀點上升到歷史觀的高度，您是有點恐懼，這正是中國王權主義的特點。王權主義搞得一切都變成政治問題了，好像我們一般人就不能有個歷史觀，誰要有個歷史觀就大逆不道了。所以，我在《文史哲》那篇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
    很久以來，用“學派”來稱呼一個學術群體，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很不習慣了，中國學人似乎已經不習慣於張揚獨立學術個性，一旦某個人自己提出了獨立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不管是別人看他，還是他自我思忖，都會油然而生一種大逆不道的感覺。他會像犯了罪似的不敢坦然面對學界的狐疑。④
    坦率地說，我們爲什麽就不能提出一個歷史觀呢？這裏，我之所以認爲劉先生的“王權主義”是個歷史觀，是因爲您這個王權主義關照的是中國歷史的整體。1998年，您在《天津社會科學》發表的那篇文章對王權主義講得很清楚：
    就總體而言，不是經濟力量決定權力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着社會經濟分配，社會經濟關係的主體是權力分配的產物；在社會結構諸多因素中，王權體系同時又是一種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在諸種社會權力中，王權是最高的權力，在日常的社會運轉中，王權起着樞紐作用，社會政治動盪的結局最終還是恢復到王權秩序中，王權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則是社會理性、道德、正義和公正的體現等等。⑤
    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歸結爲王權，王權關照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而且最後您總結說，王權主義“大致說來分三個層次，一是以王權爲中心的權力系統，二是以這種權力系統爲骨架形成的社會結構，三是與上述狀況相應的觀念體系”。您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觀念體系，社會的幾個主要層面都突出了一個王權；您的王權主義關照了整個中國社會，解決的是一個歷史的整體認知，您說它不是個中國史觀又是什麽呢？至於說，這種中國史觀能否與哲學上講的唯物史觀等量齊觀，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想，二者也的確是有區別的。就它們之間的關係而言，有如下三點區別：第一，唯物史觀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學說，而您的史觀衹是中國史觀，衹是對於中國歷史的本質抽象和整體把握，兩者相比，處在不同的層次上。第二，王權主義歷史觀應該是繼承了唯物史觀的某些東西，沒有完全背離或脫離唯物史觀。比如，唯物史觀認爲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而您也是承認歷史的客觀性的。又如，唯物史觀認爲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儘管您對這個東西沒有完全認同，因爲您講過兩者是“雞生蛋和蛋生雞”的關係，但您也不是完全脫離社會存在來講思想的發展，並且特別注重政治思想與社會的互動。第三，王權主義確實在某些方面對唯物史觀有所突破，如果沒有這個突破，我不會認爲您是一個學派。比如，對於“侯外廬學派”，我就不大承認。因爲，侯外廬（1903-1987）先生衹是貫徹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思想來研究中國思想史，並沒有很突出的個人特色。您的突破就在於您不再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樣一些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而是強調中國歷史發展中政治權力的決定性力量和支配意義。總之，我感覺，“王權主義歷史觀”不是對唯物史觀的抛棄，而是在承襲唯物史觀的某些方法論並將之運用於中國歷史的考察中形成了與唯物史觀相區別的一個中國史觀。我這樣來認識，不知您能接受嗎？
    劉澤華：你這是“哪兒有瘡疤就往哪兒揭”啊！捫心自問，我自己都不敢講。實際上，我知道我有些地方出格了。我的確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樣的基本觀點上有所變更。
    李振宏：終於承認了，終於承認了吧。
    劉澤華：我是個小“修正主義分子”。我很早以前寫文章提出要給“修正主義”正名，因爲不搞“修正”就不能發展；但我這個人做學問時缺少一點理論上的勇氣，衹能打打擦邊球。因爲，寫出文章還得能發表纔行，所以有時候我也爲“影射”做辯護，說“影射”是中國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非常典型的傳統，不能正面講，衹能拐彎抹角地講。這類事情多得很。我曾多次建議我的學生們研究一下中國的“影射文化”，可惜指導了這麽多博士生，卻沒有一個人接受我這個建議。
    中國學術要進步就必須要爭鳴，而爭鳴是不能設有前提的。我曾在1986年寫過一篇文章《除對象，爭鳴不應有前提》⑥，又寫過《史家面前無定論》⑦。如果有前提，有定論，那還算什麽“爭鳴”？何況，我們身處的世界紛繁複雜，就算國內“統一”了，還有一個與國外學術界爭鳴的問題：要求國外學者以你限定的思想爲指導來討論學術問題，這是不大可能的。
    作爲一門科學，歷史學本來是開放的，從哪種角度進行研究都可以，關鍵是看哪種論述更接近於歷史事實。但是，現實中的一些現象仍然對正常的歷史學研究形成制約：一是有些部門對重大的歷史問題研究設置“框框”，研究成果不能見諸正式出版物。二是壟斷了檔案資料，一些本應解密的檔案衹公佈“一角”，造成“史出一孔”。當然，這種現象的完全消失，還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作爲史學研究者來說，即使外在條件“萬事俱備”了，如果自身缺乏基本功的話，也難以有成。這除了“德”、“才”、“學”之外，還要有“膽”，即學術膽識。魏晉時期的嵇康（223-263）就寫過一篇文章叫《明膽論》，一個學者如果學術膽子小的話，是很難有創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