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历史学发展历程中，史学理论研究承担的任务是对历史学实践及其本质进行反思。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承担的任务更为艰巨，它以分析中国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为基础，目的却是要在综合比较研究中，开拓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和西方都有很多学者有兴趣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研究，但更多的学者来自东方。20世纪以来，在这个领域中卓有成就的学者有梁启超、李大钊、胡适、何炳松、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等史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史学理论的兴趣，可以说是晚近之事，最集中的表现是《历史与理论》杂志过去10余年来的作为。葛朗特·哈代、耶尔恩·吕森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1996年该刊专号《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和2007年该刊有关中西史学比较的论坛《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思维》，① 代表了国际史学界对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大致水平。
    对于20世纪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的综述性研究，张越撰《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与深化》和李勇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② 两篇论文，梳理了自1902年梁启超撰《新史学》以降中国史家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主流脉络，给人启发。但遗憾的是，纵览群著，严格意义上的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这一主题相吻合的作品，如类似于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1957年发表）③ 和刘家和《论通史》④ 这样的理论比较作品却不多见。当然，中西比较史学研究的著述或立意别处，但立论之中常以史学理论比较为潜在根基，因而，我们从近代中国史学史中仍可以看到一部丰富的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史。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难以离开西方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史家从悲愤走向自信，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学术信心重构的心理史。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历史与现实，贯穿着这一心路历程。本文尝试将这一史学理论比较的历程粗划三段：第一阶段，以西律中，反古制、求革新，重目的方法之比；第二阶段，借西释中，鉴它者、塑自我，重概念史观之比；第三阶段，求异志同，辨同异、明一多，重思维类型之比。著文当预设，证实与证伪皆须以史料为据。三个阶段或为三种类型，承前启后，可以规范的只是作为类型代表的史家及其论述，而不能用以定位某一时间阶段中的每一个实例。因此，本文所论及的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的三个阶段实际为交错的时间序列，在第三个阶段，笔者试图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融入进来，以示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的功绩。
    一、以西律中，重目的方法之比
    梁启超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云：“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⑤ 若学问类型合“往而不返”、“进而无极”，则称历史学。任公以空间、时间区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自然科学如一圆圈，而历史学如一螺线，前者体全，后者体亏，据此理可知历史之真相。任公此论是以西学背景为依托而界定历史学。19世纪以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相对而论述知识之类型，是西欧思想界之能事，其中尤以德国学人为甚。既然《新史学》在史学之范畴与范围这样的史学之根本问题上，以西学所区分之知识类型为依据，可想而知，新史学对于旧史学，实乃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之比对，而以新审旧，则是以西律中。
    梁任公明言史学乃“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⑥ 这是一种好的史学之效果与功效；梁任公的这一认识，也就构成了他批判中国旧史学的核心准则，而在中国倡导新史学，目的也在促进发达的民族主义，促成日进文明之中国。
    如梁任公揭示中国旧史学之四弊：知有朝廷、个人、陈迹、事实，而不知有国家、群体、今务、理想。这表明历史主题之重心发生错位，必有损史学目的之实现。旧史学在历史主题上的错位导致二病，它们发生在历史写作之形式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论证前者，任公以斯宾塞所驳无用之事实为宗旨；例证后者，则采取重群体而轻个人的方式，虽则旧史学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人具创作之才，但数千年史家群体则以因袭为主。
    事实上，在《新史学》中，以任公思维之敏锐，自然注意到无论中西史学，均存在重铺叙轻别裁的大量例证，而中西史学数千年历史，因袭之数多于创作，也是显然之事；由此，通过梁任公的论证技巧，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对中国旧史学的批判与否定，实在是以史学与国家命运的紧密关联为依托而反思国贫民弱之象的必然结果，其逻辑是：史学强则国强；中国弱，故中国之史学定为不合时宜的旧史学。换句话说，史学、民族主义、国家三个要素之间的进阶关系，是梁任公对西方史学的基本认知。近代西方国家之强多赖民族主义之盛，民族主义之盛归功于史学之效用得以发挥；中国史学未能实现此类效用，因此，中国史学较之西方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异或差距，便是导致中国之弱、文明不前的根本原因。这既是梁任公倡导史界革命之动因，也是他对西方史学多赞誉少批判，以西律中的心理根源。
    梁任公的《新史学》尽其可能用西方术语来重新界说中国史学，因此有“历史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公理公例”；“学问应和合客观主观”之说。⑦ 这些论述以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为准则，在阐释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对中国史学进行判断。既然史学应仿西方而关乎群体不止于个人，则旧史学中的正统、书法之谬，均自历史所述之对象、欲见教益之对象在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