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对于“通”与“变”这一对中国传统史学概念的辩证理解很快将其引入到有关“变”与“常”的分析之中。司马迁承《周易》之变通思想，其“通古今之变”之“通”，既有“通晓”客观历史之“通体”过程的两重含义。司马迁以历史之变说明历史之通之常。（67） 如果说“通”或“常”是指的那种历史之常规，那么，以“变”来说明它，则说明中国传统史家对于历史性思维有了足够的自觉。这种认识很快又在《论通史》（68） 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并且真正延伸为中西传统史学根本特质的概括和阐述。
    刘家和比较了西方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general history,total history等）传统和中国的“通史”传统，其不同之处在于，“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69） 中西史学有着人文主义的共同特点，但它们又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即古代西方如柯林武德所分析的，其史学重实质主义，追求获得一种静态的永恒的认知；而古代中国，其史学富有历史主义倾向，追求变中之常，在历史运动之动态中把握真知。
    同中见异，异中见同，通过对于中西史学中这些概念内涵的异同分析，刘家和逐步形成了他对于中西传统史学的基本认知框架。这一框架在历史思维类型上的不同表现，就是古代西方的逻辑理性与古代中国的历史理性之间存在的差异。
    刘家和在《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文中，论证了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在殷末至周初与道德理性保持了一致性；在西周后期至秦，则背离了道德理性而符合于自然理性；到汉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重新结合，并与自然理性兼容。（70） 对于古代西方来说，是逻辑理性而不是历史理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它同样是在与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的相互关系中发展。刘家和将中国传统史学思维的核心归于历史理性，而将西方传统史学思维的核心归于逻辑理性，这与朱本源最终将中西史学思维类型的差异定位在求善与求真差异上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为我们理解中西史学提供了合乎情理且论据充分的认知框架。
    无疑，将理性分解为历史理性、逻辑理性、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并界定它们各自的内涵，分析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更有利于我们精确和细致地考察研究对象之间的类型差异。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以我们现时代具有的逻辑理性为前提展开的研究，由于其意图在于认识不同历史情境中事物的变与常，因而它又在史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贯彻了历史理性思维。对于刘家和而言，历史理性、逻辑理性之间如何融贯，以及它们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乃是当今史学理论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跨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我们在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中进行的每一个个案分析，都可以以这样的视角加以解析，并使得我们可以从研究对象的实际与我们现实的实际之间存在的“古今之变”中，领悟历史的真谛。（71）
    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进程中，海外学者的介入不算晚。当年杜维运、汪荣祖所要纠正的那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误解，已经对这种介入的资料有一番说明。如今，朱政惠更有长文《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72） 令我们得以概览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的关注。然而就更为专门也足够深入的中西史学理论比较而言，海外学者涉足浅淡的情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转机，甚至呈现出一股小小的热潮。这多有赖《历史与理论》杂志的推动。
    1994年，葛朗特·哈代在《一位古代中国史家对现代西方理论能有所贡献吗？--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文中表明，他写作此文，或者说要进行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意图在于，或许借鉴中国，可以为那些想摆脱西方传统历史写作和思维模式的西方学者开拓出新的道路。（73） 哈代在路易斯·明克和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背景下思考中国史学，他将司马迁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视为五种视角不同的叙事形式；他认为，《史记》给西方读者最初的冲击往往是：其历史记述没有统一的叙事表达（narratire voice）、没有表现出一致的融贯性和可追踪性、常常不在一个单一的叙事中记述事件、记述前后也经常不一致。（74） 但这些令西方学者感觉怪异的地方，尤其是不一致的多重叙事，却是可能给传统西方历史写作带来新思维的源泉。哈代借助于威廉·福克纳和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运用多重表达（multiple voice）的笔法来类比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他以《史记》中对于魏豹的多重表达为例证认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体现出一种对于人物与事件的更为情境化的理解模式，它不追求传统西方意识上的那种客观性。这与明克与怀特所倡导的多重叙事理论近似。于是，哈代便为叙事理论在未来西方史学中运用的可能性求得一个来自中国的实践例证。此外，《史记》之“真”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是力求“客观”，恰恰是因为司马迁接受了儒家春秋笔法，他对史实的准确性与叙事的一致性方面的要求并不是西方传统史学理论能够解释的，这是因为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一种道德评述，过去的事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加以阐释并且没有最终定论，还有就是许多事情未知可存疑不论。
    哈代借《史记》中的史学理论思想来为西方史学的后现代主义动向提供佐证，这与我们在20世纪初以介绍西方史学引导中国“新史学”意图是一致的。以历史主义为思想基石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赋予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在历史写作中合法的地位，它隐约和刘家和所阐述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理性传统有暗合之处，但这种理论的意义恰恰需要在实践中证明。哈代以司马迁的文本及其阐释充当证明，旨在加速后现代主义思想引导的史学实践，以一种传统的中国历史思维来丰富当代西方历史思维，以促成进一步的史学变革，而这种变革的方向对于全球跨文化交流成为现实的情境而言，很有可能就是朝向构成一种超越中学、西学的历史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