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章《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的确只是一篇对于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一书的介绍文字，其正文阐述了柯林武德作品关于人性、行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想像、历史证据等主要观点。不过，在介绍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柯林武德诸多观点的认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柯林武德的“科学”观念。虽然柯林武德在他的作品中也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显然这个“科学”的含义是要区别于“自然科学”中“科学”的含义的。这是一种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家接受的“科学”观念不同的观念。余英时接受了这种思想，即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体系”一说。（27） 鉴于柯林武德以“人性”、“行动”、“思想”、“想像”、“证据”等这样一系列的观念构成的“知识体系”来批判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和实质主义史家，余英时也据此抛弃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家推崇的那种“史学即史料学”式的史学。
    正如余英时自称，对柯林武德的这种介绍，“还处处针对着近代中国史学的种种问题而加以注释。”这些注释，就构成了余英时最初的中西史学理论之比较。这种比较不再关注历史学的目的，也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实证方法。对于前者，余英时遵循柯林武德之说，历史之目的在于认识人自己，这毋庸置疑；他也不会思考梁启超以史学方法与救亡中国之间的联系；对于后者，余英时说道：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一方面承清代汉学之旧，一方面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从后一方面，我们尚可看出西方“剪贴”派史学之遗迹，说来甚为有趣。原来西方“剪贴派”史学之衰亡还是很近的事；最初介绍西方史学方法至中国的人们虽亦约略领悟到“培根式”的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根本上却未能摆脱“剪贴派”的残留影响。所以他们于史料之真伪辨之最严，于史料之搜集亦最为用力，傅孟真至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口号。他们虽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但在史料的运用上却未能达完全科学化之境。他们仅了解旧籍真伪之辨与夫新材料之搜集为无上的重要，而不甚能通过“先验的想像”以变无用的死材料为有用的活材料。（28）
    这段文字以柯林武德的“先验的想像”内涵为基础，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西化进行了点评，同时借助于柯林武德对于西方近代史学，尤其是对于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批评，余英时更确信，近代中西史学有着同样的弊病，中国史学的革新并不是西化可以解决的，或许中国史家不需要只是充作西方史学的虔诚学生。柯林武德批判对权威的崇拜和剪贴史学，这也激发起余英时对于近代中国史学权威和史学理论的批判。一旦他确认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真正是“近十年来关于历史哲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29） 他在阅读该书时引起的种种联想，不能不令他在内心深处唤醒原已积聚的那些中国史学思想，粗略的比照为他重新审视中国史学思想，并且努力从概念和史观上比较中西史学理论提供了契机。例如，文中在谈到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时，余英时想到了中国对于“五行志”的记载；在谈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时，想到了“中国史学自始即重思想，孔子著春秋之有微言大义，亦当从此种观点解释之”；（30） 在谈到historical conscience时，想到了与之近似而有别的章学诚“史德”说；在谈到历史的想像时，想到司马迁以降中国史家运用“想像”之痕迹；在谈到柯林武德对于剪贴史学的批判时，想到“孔子春秋之笔削，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皆已超出剪贴派史学远矣！章实斋《文史通义》一书之论史部份，尤为集中国史学理论精华之大成”。（31） 这是中国史家接触西方史学思想时很容易产生的联想，而余英时在通过柯林武德确认了西方史学理论水平及其发展的大致轮廓之后，也就更容易确定中国史学理论相对的位置了。
    这些联想促成了一年后余英时完成《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既然章学诚集中国史学理论精华之大成，柯林武德也对欧洲的“历史”观念做出了历史性总结，那么，在余英时眼中，比较章学诚与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实则是中西史学理论之精华的比较。在该文中，余英时的运笔模式也很简单，即柯林武德有何精到之处，章学诚亦不例外。正是因为他有了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作为视角，在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中，他走了一条以西释中的路。余英时的比较关注中国史学中的三个主题，即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这三个主题都应是涉及历史学本质的问题，它们可以说构成了一种历史（学）观，换一种说法，这三个主题分别指向了柯林武德作品中的历史性质、历史事实和历史意义这三个核心要素，而在细节上，余英时关注的是，中西史学理论中围绕这些主题都分别运用了些什么样的概念。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是人为了求自知而有的学问；余英时指出，这一人文传统同样贯注在自孔子以降的中国传统史学中。章学诚认为《尚书》非后世之史学，“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春秋》乃史学之开山。“疏通知远”传承的正是历史的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是“中国历史的人文主义的最扼要的说明”。（32） 章学诚循着这种人文史观的脉络，将其推至极致，导出了史学经世论，如章学诚语：“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余英时认为，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正切合了柯林武德评价修昔底德强调历史具有人文目的及自我展示的功能。
    关于柯林武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余英时也从章学诚那里找到了近似说法。他认为，柯林武德所说历史事件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正好对应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言与事。柯林武德与章学诚都认为二者不可分，“在章氏历史思想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与柯灵乌非常接近的历史观--即视人类已往的业绩为一系列的‘行动’［Action］所构成，在每一行动之中均包含了‘言’与‘事’［也就是柯氏所谓inside与outside或thought与event］两面”。（33） 在柯林武德那里，历史过程中，内在的思想是核心，这一精神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注重思想和柯氏所说的“历史的内在面”。如中国史学思想中的褒贬之可行，恰恰是因为那些事实被人们认为是自觉的行动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