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⑧⑨⑩（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五种》，第12-13、10、75、79、184页。
    （12） 参见李守常：《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6、77页。
    （13）（14） 参见李大钊：《史学概论》，见瞿林东编：《史学要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3、296页。
    （15） 在历史认识论上，李大钊的认知可以说达到了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高峰，他对于历史及历史事实随着理解之不同而变化的看法，也要远远超越他的同时代人。不过，李大钊的这类观点，多直接来源于他对西方史学理论的阅读和理解，中国史学更多为他提供的是反面的例子。李大钊超越同时代多数历史学家历史认识水平的这一情况，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相对于那时普遍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观之优越性。
    （16） 参见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187-206页。
    （17） 参见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1-29页。
    （18） 胡适：《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81页。
    （19） 参见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135页。
    （20）（21） 参见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3-4页。
    （22）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第6页。
    （23） 李思纯：《〈史学原论〉译者弁言》，见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译者弁言第2页。
    （24）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第2页。
    （25） 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26） 参见余英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见《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如余英时所言，两文在收入文集时，均有所修正。本文以此版本为准。另Collingwood除引文中仍袭用余英时译“柯灵乌”外，其它处均用目前通行译名“柯林武德”。
    （27）（28）（29） 余英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见《历史与思想》，第236、244-245、223页。
    （30）（31） 余英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见《历史与思想》，第243、245页。
    （32）（33）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见《历史与思想》，第178-179、183页。
    （34）（35）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见《历史与思想》，第203、206页。
    （36） 参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
    （37） 参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10-49页。
    （38）（39） 参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221-266、225页。
    （40） 参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第31-54页。
    （41）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之“原序”，第7页。
    （42） 余英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