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德”说以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伦理观为基础，他认为，史学之为学问，在于撰史者在事与文之外得“史义”。
    如何获得“史义”，这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义”之获得，需史家具有“别识心裁”。这个有关历史认识过程的言论在柯林武德那里对应的便是“历史重演论”。以“义”为结果，历史认识过程中要经历的便有章氏的“笔削”和柯氏的“史料取舍工作”，只是章氏的“笔削”包含了柯氏的“史料取舍”、“历史建构”、“历史批评”三个方面；章氏的“别识心裁”则与柯氏“先验的想像”是相通的；“别识心裁”需要有“阙疑”之类批评精神相佐，而“先验的想像”则需受证据的限制；章氏区别“撰述”与“记注”，撰述所以成一家之言，而柯氏则区别“科学的史学”和“剪贴的史学”，在科学的历史学家看来，一切权威都只是他立论的证据，他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柯氏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家应研究问题而不是时代，章氏则赞袁枢的《纪事本末》“因事命篇，不为常格”，亦是问题意识的一种表现。
    以上凡此种种，余英时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给读者以启迪，他还比较了两位史学理论大师各自孕育出如此杰出思想的特殊环境，以解释“章、柯两人何以地悬万里，时隔百年而运思竟能大端密合至此”。（54）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开中西史学理论系统比较之先河，功不可没。它深入到了中西史学不同的概念系统，并注重考察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构成了两个史学理论系统的比较。余英时的这项研究，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也在于，它是戴着柯林武德牌眼镜来整理的中国史学理论，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只要我们想要做研究，就已经戴上了各式各样的眼镜，但是，在研究之前和研究之后，它还是不是同一副眼镜？中西史学的概念和史观在余英时的分析及评论之下，应该已经构成了余英时史学理论的雏形，因为余英时完成这项研究，其目的除了要说明他认同的柯氏史学理论不乏古代中国的同道中人之外，更想借此说明：中西史学有着某些共同的理论思维（或许这一点是受维柯的影响），它们是当今中外史学家都应该吸纳和接受的。尽管余英时以西释中，以柯林武德的思想充当了“先验的想像”，但他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寻求到的证据，恰恰构成了一种作者本人“自我的权威”，即比较本身正是构成余英时历史研究基本理论思想的过程；而该项比较研究之“问题”所在与“经世”之功，则在于告诫20世纪50年代的史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能包办史学，“章、柯两人所最为关怀的史学自主性是仍旧需要我们继续加以密切的注视。我个人相信，史学似乎还是应该以人为中心……我们决不应把史学降为社会科学的应用之学。”（35）
    余英时的用心令人敬佩，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它者为鉴重新反思自我、获取自信的过程。不过，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这个问题本身而言，他的研究中“求同存异”的重心在于求中西历史学“本质之同”，也就是判定中西史学的性质、思维、方法相近契合，只是运用的概念和表现的方法差异甚多。这种比较的潜在认识论基础乃是维柯式的“各民族共同性”，即中西史学理论之生成虽有着不同的历史情境或背景，但它们却导向了共同的本质性内容，如对于以人为中心的倡导、对于思想的重视、对于历史自主性的关注等。这种共同性之存在，当然是中西史学理论比较之基础，也使得余英时以西释中成为可能，然而，证明它们的存在，是不是比较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比较研究可以是对于“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的双重阐释，那么余英时的比较只能说对于“异”中之“同”进行了局部的说明，即章学诚与柯林武德生活的情境相异，思维与史观相同，概念用词相异此时只作为一种表现之现象，无涉历史思维之本质。如今，我们应当说，余英时开辟出了对于中西史学理论系统比较的道路，但这条道路还需要更多的学者才能够踩出来。
    在余英时之后，杜维运、汪荣祖等史学家也都进行过类似的中西史学理论比较。
    杜维运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36） 他对于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颇具系统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更了解20世纪西方史家对于中国史学的看法及其认知过程，这使得他可以根据西方史家的某些评论有的放矢，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其二，在对于中国史学求得足够自信之时，明确比较中西史学比较意在会通，从而保持一种中国史家对于西方史学的学习心态。
    20世纪的许多西方史家以西方史学为参照评判中国史学，如艾尔顿认为中国古代隐藏着漠视历史的态度；卢克斯认为历史思想是属于欧洲的或西方的，西方以外显然是缺乏历史性；浦朗穆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37） 可以看出，杜维运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这些西方史家陈述之谬。现在我们更容易理解，西方史家的此类看法，首先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缺乏深入了解；其次，则是他们要么以西方中心论，要么以实证主义式的“科学历史学”作为评价的标准。杜维运针对西方学者的种种批评，一一论证，其结论如：中国文化中富有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中国官修正史是一极优良的史学传统、中国史学中存在纪实与求真的丰富实践、中国史家长于叙事艺术。更重要的是，杜氏的论证不仅在于中国史学有此类之长，而且其发生处处早于西方。再者，中国史学于著述有史义立于事文之外、充满和平精神和理性主义。比较之中，杜氏同意某些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批评，即中国史学缺乏整体性，史籍中仅是孤立之事件，缺少综合的抽象思维。（38） 对于西方史家抨击中国史学中过重的儒家道德观念，杜维运认为“中国两千余年来，由于儒家在思想界居于正统的地位，中国史家有意无意地将儒家思想成分，渗入了史学之中，中国今后的新史家，应当跳出儒家的圈子，去自由的独立的论历史的发展”。（39） 据此可见，杜维运的比较在纠谬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虚怀若谷之心。对他而言，西方史学的现代成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话语系统，仍然是用以分析和解释中国史学的基本参照。
    如果说《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概观式的比较和文献征引式的综合说明，那么在《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中，杜氏工作的系统性显然是更强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按中西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和史学著述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起源关注的是中西古代历史思想的兴起和对于过去的意识的发展；原理重在讨论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精神；著述聚焦于材料、范围、内容和精神境界。（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