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评判中西史学，重在辨析中西之异同。如其“正史”与“通史”之辨，在于防止一些对西方史学之根基不甚了解之人，以自视之西学皮毛“通史”驳“正史”之必要性。事实上，中西史学看似相异，实则西欧诸国19世纪编辑各类史料集成，与中国正史充当史料比次之用，有相近之处。（20） 作为鲁滨逊《新史学》的翻译者，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的了解要多于一般中国史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何炳松的中西史学比较对于中国史学而言，倒多了几分中肯之辞。当一些史家批评中国史学不重史法之研究时，何炳松指出，西方史家对于历史研究法的探讨，也不过近二百年之事。
    何炳松的比较，更重在史学方法方面，以下言辞可证其对史学理论的关注仅限于史学方法：“如法国之道诺（Daunou），德国之特罗伊生（Droysen），英国之夫里门（Freeman）辈，或高谈哲理，或讨论修辞，莫不以空谈无补见讥于后世。至今西洋研究史法之名著，仅有二书。一为德国格来夫斯法尔特大学教授朋汉姆（Ernst Bernheim）之《历史研究法课本》，出版于1889年。一为法国索尔蓬大学教授郎格罗亚与塞诺波（Langlois and Seignobos）二人合著之《历史研究法入门》，出版于1897年。”（21） 这一判断明显贬德罗伊森式的史学理论为空谈之议，而更注重史学方法在指导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可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此外，也可一瞥当时史学界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影响之深。因为这种影响，对于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更多限于方法论和史学目的之比较，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比较西方史学方法与中国刘知几、章学诚论史之作，何炳松不似那种一味以西方为准则贬低中国之士，而是能够在历史中理解中国史家之局限所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存在，关于史法的只言片语根本无法与《历史研究法入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系统性、综合性相比，为此需要尝试自作《历史研究法》以补缺憾。
    尽管何炳松自言所作《历史研究法》，意在介绍西方史法二名著，但其用辞与实例，尽可能从本国读者熟知的国史中来，以“明中西史家之见解大体相同”。（22） 这好比李思纯在《史学原论》译者弁言中说，刘知几、章学诚与《史学原论》作者，“其间探讨之道，辨析之事，东西名哲，合轨符辙，无有异致”。（23） 李思纯在译者弁言中所比较的刘、章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在史料搜集与校雠考证方面的表述相近，这些都构成了何炳松这一做法的基石。据此，何炳松的写作不断需要进行中西比较，才可能用这个西方模式将中国史学方法系统化、综合化，甚至西化，而采用中国习惯的用词与实例，便是以易于读者认同的方式增补西学之益。从全书结构安排来看，全书绪论、结论之外八章：博采、辨伪、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编比、著作，章章连贯，构成了一个史学研究方法的操作流程。这个流程与《史学原论》的章节安排比较起来更是依葫芦画瓢，这就使得何炳松将所有的比较都限定在了那本实证主义史学名著的形式框架内，即以实证方法为其精髓，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仍然难以摆脱以西律中的思维框架。
    学衡派主要代表柳诒徵对于中西史学理论之比较，也多表现在他对中国史学反思之中，其中往往以域外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作为隐含的参照。他曾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中借用西方史学中的上古、中古、近世之历史分期，并强调史学最重因果，需“求人类演进之通则”，由此体现出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之影响。1948年，他作《国史要义》，直言“吾国之有史官乃特殊于他族”，虽“吾国与他族之史皆记事也，周官释史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24） 由此而知，“吾民族之富于政治性”造成了中国史学详于政治并异于他族。柳诒徵论“吾国”与“他族”／“他国”之史学，实则在史学皆记事、重因果、求通则的相同性之上，表达中西史学之异同，即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重政治、重德治。但在近代而言，中西史学之异，是需要统筹在史学目的相同的大框架之下的，这就如他所说：“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25）
    以上诸人对于西方史学的理解，多局限于以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为根基的那种史学，它们均以模仿自然科学方法为宗旨；唯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贯注了历史主义之灵魂于其中。然而，在西方视野下，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史学的反思，不外乎对于史学实践之目的和方法的关注。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国贫民弱的原因之一乃是中国史学没有完成类似于西方史学完成了的凝聚民族之功时，更加深了他们对于史学方法改造和西化的愿望。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史学研究也无形中被一种救亡的精神包裹着，在理论上模仿西方便是最主要的表现，也是最直接的反应。
    二、借西释中，重概念史观之比
    从梁启超最初对于中国史学的否定，到胡适认可中西学术有类似科学方法而只是运用材料有异，再到李思纯、何炳松承认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不逊于西史名家倡导的科学方法，只稍欠系统化和综合化，或被当今崇西学的后人所遗忘；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前辈史家在西方学术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史学的不断反思和不断定位，也给予中国史学越来越多的肯定。当这种肯定试图超越史学实践之功用与方法的范畴时，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一方面进入到了概念和史观的比较层次之上；另一方面，史家也在努力为恢复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寻获更为深层的历史根基。
    在这个阶段，我们面对的首要学者，是1957年著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一文的余英时。是年27岁的余英时，就读于哈佛大学，他需要肩负的使命不再是救亡中国，而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接触到柯林武德遗著《历史的观念》之后，余英时被其史学思想深深吸引，先于1956年著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灵乌的历史哲学》，（26） 之后写出了《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系统地比较两位分别站在中西史学理论高峰的学者，也第一次真正自觉地在概念和史观的层次上，进行了中西史学理论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