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代以后，我们注意到有更多的西方史家与东方史家（75） 一道，都希望通过认识和比较不同类型的中西印（度）历史思维，追求并构成当代历史研究的新思维。这是一种超越中西传统史学思维之局限的新思维，也是在跨文化交流之中才可能形成和具有实践可能性的新思维。在《历史与理论》之后十余年中呈现的两组与中国史学相关的专题文章中，（76） 我们更能够感受东方和西方学者的这种共同愿景。德国历史哲学家耶尔恩·吕森是其中主要代表。
    同在1996年，吕森像刘家和一样，将对于比较理论的反思当作深入讨论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前奏。如果说刘家和探讨的是历史比较何以可能的问题，吕森则要回答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哪些内容可以纳入比较之中。
    在《跨文化比较历史学的若干理论分析》中，吕森尝试为跨文化比较历史学提供一种理论的基础，以此避免在比较研究中，来自不同文化的学者赋予各自文化传统中的历史思维一种优先性。吕森认为：“通过回忆、解释、表现过去，各民族理解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并形成了对他们自己及其世界的未来的看法。在这种基本的和人类学的普遍的意义上，‘历史’是某种文化对于过去的解释性回忆，它成了一种为现在的群体定向的方式。在当下为了文化定向而理解过去是一种基本的和基础的过程，说明该过程的理论是跨文化比较的起点。”（77） 这是吕森历史哲学关注的最根本的问题，正是在当下为了文化定向而理解过去的过程中，各文化促成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的产生，也藉此通过历史叙述令过去生成了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有许多要素是不同文化共同具有的，我们可以比较这同中之异，如在共时性上可以比较的要素有：有关历史叙述的文化实践类型，历史感知或意义的类型，历史意识的状况，历史意识的内在策略与运作，历史感知的种种传统，历史学的表现、媒介、种类及其形式，历史定向的不同功能；在历时性上可以比较的要素则与历史中的种种变化相关，如不同文化处理过去的内在合理化过程，历史认同的形成过程等。
    吕森试图提出一种历史意义生成的普遍性理论充当历史比较的前提，尽管这种做法看起来是要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吕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因为，在逻辑上这一不可为之事在现实实践之中却是必需的。假定并追求一种跨文化的普遍意义仍然是我们的理想，它同时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赋予现实以意义的根源。这种类似于康德认识论转折中的对于理论作为认识世界之必要前提的看法，为吕森及其同行带来了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丰富题材。例如，黄俊杰就以历史之意义生成的方式，讨论史学在构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生活哲学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思维是一种道德思维，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带有隐喻性质的类比性思维（analogical thinking），它常以部分代表整体（pars pro toto），并具有融贯性；二是具体性思维。中国与西方遵循的是不同的意义生成模式。（78） 吕森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历史思维均有着同样的逻辑，即范例式的意义生成逻辑（the logic of exemplary sense-generation）。倒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这种范例式的意义生成逻辑开始转变成发生学式的意义生成逻辑。（79） 穆启乐在与黄俊杰的讨论中，就以吕森所言历史思维和历史编纂所提供的文化定向能力，对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进行了比较；他也进一步将吕森在“范例式意义生成”中的范例分解成“作为例子（case/instance）的范例”和“作为典范（model/paragon）的范例”，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从后者，而古代希腊从前者。（80）
    自晚清以来，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本文蜻蜓点水式的描述一定不足以令读者概览全貌。这百余年的历史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为炽烈的历史，尽管这样的印象目前更多是以中国学者的感受而言。相信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力的不断强大，有关中西比较的研究才会表现出更多旨在超越中西之特殊性的普遍追求，但指向未来共同性的任何研究，都不得不立足于对历史之差异的尊重，这便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依据所在。
    致谢：文章修订过程中，得到课题组刘家和先生、张越教授、彭刚教授不吝赐教，在此特表感谢。
    注释：
    ① Axel Schneider and Susanne Weigelin- Schwiedrzik ed.,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35,1996;Jrn Rüsen ed.,“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in History and Theory,Vol.46,2007,No.2.
    ② 参见张越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与深化》、李勇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两文均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③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34-282页。
    ④ 参见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3-10页。
    ⑤⑥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五种》，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