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在思考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异与同，他明确表示这是“根据自己今天的认识和理解去观察和评判过去”。（56） 对于中西传统精神的历史性差异，何兆武的着眼点也是从思维类型入手，他认为：“中国传统精神所祈求、所趋向的，往往并不是一座求知之门，而是一座入德之门”，（57）“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总是要把人伦纲纪置诸首位，然后再把它扩大成为自然世界的普遍法则”。与此相对应的一个总结便是，大体上，中国思想的主流是主德，西方则是主智，“中西双方思想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德与主智的对比，是道德与知识的对比，亦即伦理与科学的对比”。（58）
    何兆武在思维类型的差异上去把握中西史学思想，只是他没有过多着笔比较研究中西史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将主要精力用以追寻可以运用于现时代的历史思维、历史思想的普遍性原则；他对于这些史学理论根本问题的直接表达，（59） 则是实践着他的理想，即无论中学、西学，皆为我所用，令其在现实的实践中一同书写一部知性与德性相结合的思想史和世界史。
    朱本源和何兆武对于中西学术或史学思维类型的反思与自觉，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最后20年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主要方向，在这个方向上的另一位研究者刘家和同样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在比较研究中对于比较者的理论立场有着自觉；以史学思维类型为对象考察中西之异同。
    对于自身研究的立足点和理论前提进行反思，现在可以认为是史学理论研究者的一种必备的素养。1996年，刘家和在更大范围地展开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之前，就预先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一文中，讨论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他首先从逻辑的角度出发，认为无异之同与无同之异，均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60） 比较研究首要目的在于辨异同、明一多。同中见异、异中见同，都是比较研究通过处理研究对象彼此之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而将历史研究推向深入的指导性思维方式。然而，“历史的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因为，既有角度的选择，就必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那么就必然会把自己一时比较研究所得视为绝对真理，从而陷于一种盲目自信的状态”。（61） 由于这种局限之存在，历史比较研究者须得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向未来开放，因为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有新的视角，而比较研究也必定获得新的发展。
    在《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一文中，刘家和的思考循着历史主义的思路更进一步，在反思了托马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有关不可公度性的思考之后，他梳理了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并试图给予历史比较一种认识论上的说明。其结论有六：1.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2.比较研究中，如果可公度性意味着“相同”的话，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3.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变化；4.比较研究意在认识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5.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预构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而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6.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在生成新的认同，但这绝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62）
    贯穿上述两文的是刘家和日益深化的历史主义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历史主义思想涵盖的某些要素，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蕴涵在古代中国史学之中，同时又获得过近代欧洲自维柯、赫德尔、德罗伊森、狄尔泰以来历史主义思潮的滋养。像柯林武德所说，“历史哲学应该包含那些思考历史的人心中普遍地和必然地产生的思想”。（63） 对于历史比较理论的这种一般性问题的探讨，本身表明刘家和如同朱本源和何兆武那样，认识到它不是一个中学或西学的特殊性问题，而是凡比较研究者都不得不进行思考的普遍性问题，也是一个中西比较史学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哲学问题。刘家和正是在形成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在有关历史比较理论的高度抽象的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展开更为具体层面的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
    “真”与“用”、“常”与“变”、“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等等，这些逻辑上存在的矛盾概念正是萦绕在中西史家头脑中的一般性问题。刘家和对于中西史学理论具体问题的比较研究随之展开。
    在讨论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时，刘家和以丰富的例证表明，中西古代史学均看重史学的求真与致用这一问题，但区别在于，“古希腊哲学家是以为真理只有从对象的永恒状态中来把握的，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以为真理只有在对象的运动状态中才能把握”。（64） 在这样的思想之下，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在动态过程中实现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之功。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家较之西方史家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对于求真与致用的限度缺少深入的理论思考，以至史学对于经世致用的追求也不时以滥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对于“真”的考索也只是流于“实录”与“直书”的简单理解。
    司马迁有“通古今之变”一说，刘家和认为，这一认识表明司马迁领悟了史学之用及其限度，但未及透彻说明。“历史的过程中既有其‘通’，又有其‘变’，非‘通’无以见其‘变’，非‘变’又无以成其‘通”’。（65） 刘家和通过分析“古”“今”这两种“实际”之间存在的张力来说明“真”与“用”之分别作为史学之体用，即“史学作为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真；而史学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服务，其目的在于求善。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史学之体在于其为真，而史学之用则在于其为善”。（66） 如此的判断，是刘家和对于史学之根本性质的一种见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于史学之本质的宏观视野，他开始探索中西史学在历史中各自曾经存在的理论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