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比较，无论是概观式的还是系统说明，毫无疑问，近代西方史学的成就都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杜维运能够证明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思想的源起，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精神的出现不晚于西方，甚至更早，但他也不否认近代西方史学的成就乃是一个世界史学发展的高峰。因而，更多的比较其实并不是在杜氏的两个文本之中按以古比古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他在文本之外承认西方近代之优势的基础上，在文本之中来体现中国古代史学之优势不逊西方古代，中国史学既然有良好的传统，当前更应在学习西方近代史学之优势的基础上，“比较两者，以求会通……中西史学界偏执固陋之习，将藉此而澄清，富世界性的新史学，将指日而可待”。（41） 这是一个宏大目标，正如余英时曾说：“我们今天所当取资于西方科学的历史学之处尚多，固不能以祖宗之光荣为满足也。”（42） 毕西比较意在学习和推进当今史学，这是比较史家不变之初衷。
    杜维运在为汪荣祖《史传通说》所作之序中言：“中西史学，分途发展……平心比较两者，论其异同，究其短长，为当今学术之大工作。以宽广之胸襟，会通两者，取其折衷，则世界性新史学所从出之途径。”（43） 显然，汪荣祖是要继续杜维运所倡导的这一事业。
    《史传通说》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其特色在于，作者按中国传统史学之基本概念和重要史籍的谱系建立起解释系统，在阐释、评论之时，自然融入西方史学概念、史观作为例证，以此为辅，说明中国史学概念，并同时可令读者比较中西之异同。如作者在讨论古史记事记言时说：“夫人主系国家安危，不仅应记其事，亦必录其言，固非一人之私，实有关天下后世，中外并无二致。泰西虽无史官，仍有‘书记’（scribes）簿录，所撰‘皇家载记’（Royal annals），言事并见。”（44） 再如论孔子春秋笔法之时言：“孔子辨王霸之别，谴诸侯争霸之恶，回想周王之美，所冀者乃往世旧制之复兴；而圣奥氏（圣奥古斯丁--引者加）辨人神之别，谴世俗之私，遥想天国之公，所望者乃未来之‘帝城’‘永世’，可谓奉神法天也。一以基督教义绳史，一以儒家伦理绳史，皆以义谛入史，名成‘史观’。”（45） 书中此类比较，俯首即拾，而被用来阐释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西方例证，也并不限于某个时代，而是取自上迄古希腊，（46） 下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整个史学传统。这种以中国传统史学概念系统为中心，融中西古今史评、史法、史观为一体的比较研究，的确为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鉴于汪氏《史传通说》的写作是针对汉语世界，此书在比较中西史学之外，更着意为读者提供一种融通中外、参验古今之法，以西为鉴、以古为鉴，重塑自我，以辟世界性新史学之道，助启盛世中国之门。
    三、求异志同，重思维类型之比
    20世纪下半叶，对于中国大陆史家而言，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之可行，要较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史家来得晚些，如朱本源、何兆武、刘家和等人，均进行过此类尝试。与前述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的研究相比，大陆这几位史家或许因为他们均有中国传统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两方面的训练，更注重从历史思维方面入手来理解中西史学理论之异同，并容易采用“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法来思考作为史学理论的一般性问题。而在西方，美国学者哈代、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等人也在为寻求某种跨文化的普遍性历史思维，介入了对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
    此时，我们注意到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中的两种情形：其一，从目的（史学之功用）和方法的比较，到概念、史观的比较，再到历史思维类型的比较，本身就显露出其中存在着一个从分析到综合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反思步步深入的过程；其二，不论在上述比较研究过程中的哪一个阶段，都必然是通过它者认识自我的过程，差别只在于比较者在获得这种自我文化的认知之后，各自采取怎样的态度，是贬低还是褒扬，是保守还是开明，其重塑自我之“自我”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这其中的异同，或许在比较研究之始，就已经作为研究者的一种潜在的理解前结构，为比较研究确定了方向。
    诚然，如杜维运在其作品中常常提到的，英国史家巴特菲尔德对于中国史学的批评是因为他对于中国史学缺乏基本了解，然而，这种批评不仅激发了他与汪荣祖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史学的热情，也在大陆引发了朱本源对于中西历史思维及类型的思考和比较。
    朱本源在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研究方法方面有诸多积淀，在《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他曾有专章论西方历史思维模式的演进。（47） 然而，就中西史学理论比较而言，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诗〉亡然后〈春秋〉作”论》为代表的几篇重要论文之中。（48）
    《“〈诗〉亡然后〈春秋〉作”论》的写作，首先就是要质疑巴特菲尔德的观点，即西方之外，没有什么地方具有和西方媲美的历史思维。朱本源的做法是：“用现代西方史学的理解和概念，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学资料，从而显示出自孔子到乾嘉时代的某些历史思想中的重大理论思维。”（49）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借西释中的做法，意在求同，朱本源与余、杜、汪的差异在于，他针对的是中西史学中那种更为抽象的理论思维，并且，在求同之外，即证明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一样都具有理论思维之外，进而证明中西历史理论思维的类型存在着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