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理解，您提出的這個特定的規定性，指的是歷史認識中的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因素，改革開放前學術界對歷史的認識就是被這些東西規定的，但這是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造成的不正常現象，不是認識的常規現象。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要極力擺脫的正是這種東西，儘管至今這種規定性還不時地在困擾一些學者。作爲中國學者的個體，要想完全擺脫規定性的控制是困難的，但可以呼籲認識的自由，呼籲有與之爭鳴的權利；從我內心來講，是不認同任何人有控制我學術個性的天然權力的。
    劉澤華：在歷史認識上有很多關乎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否“國家”意志或某種利益集團的利害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可否有“學派”的不同認識？
    李振宏：這是個現實性很強的問題。在歷史認識中，的確有許多關乎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站在國家或民族的立場上，一定有着特定的利益表達，於是也就有與之相應的觀點表述，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歷史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會與這些問題的國家認識相一致，這也是極爲正常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就需要根據具體情況，根據特定的國情來處理。
    首先，從學術的角度說，對這些問題形成的“學派”的不同認識，或者是個人的不同認識，當然是可以的。這個“可以”是天經地義的，與其他一般問題的認識一樣，沒有人有剝奪不同認識的權力。但是，具體到中國的特殊國情，這些涉及國家、民族利益問題的不同認識，應該採取合適的渠道去表達，不一定要與一般的歷史認識那樣去訴之於公開的學術媒體。因爲，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學術的控制過於嚴苛，學者也必須表達與國家意志、國家意識形態完全一致的看法，這樣一來，學者公開發佈的研究成果，外界、國外往往視之爲政府立場的表達；因此，如果一些學者從學術自由的立場出發，在此類問題上公開發佈與國家意志不同的看法，那麽，這些本來是表達學術個性的看法就可能被誤讀、曲解爲國家立場。所以，對於這類與國家意志不同的認識，是需要慎重考慮它的發佈渠道的。
    其次，隨着國家政治環境的改善，學術自由的空間也在大幅度拓寬；當學者們可以完全自由表達個性化認識的時候，學者的認識與國家意志可以明確區分的時候，公開發佈與國家意志相左的看法或認識就正常化了。理想的學術狀態是，對於同一個問題，即使是涉及國家或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國家意志與個性化認識都可以自由表達、互不干涉、共同生存，學者們的不同認識表達不會引起什麽歧義或麻煩。
    二、“王權主義”作爲一個“學派”的依據
    劉澤華：我現在提另外一個問題：你根據什麽把我們這一群人撮成一個學派？我先自詡一下，我這個人一直是提倡學術個性的，我本人也想追求一點學術個性。正因爲如此，我寫的東西多多少少還是產生了一些影響的，有的甚至越出了國界。例如，我在1987年出版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這本書，在中韓建交之前就已經被翻譯成韓文了；後來，韓國人又把我、葛荃、張分田分別擔任主編、副主編的三卷本的一百二十多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翻譯成了韓文。在日本，也有人介紹我的觀點。在英語世界，比利時魯汉大學有一個影響很大的刊物《當代中國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季刊），有四十多年歷史了，最近推出了我的一個專輯：我想，他們也認爲我有點學術個性吧！
    但是，由於我認定儒學主導部分是帝王之具，於是遭到尊崇儒學者的批評；現在尊儒之風浪潮洶湧，我是有點兒討嫌。在我印象中，最早批評我的是張岱年（1909-2004）先生。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通過方克立先生向我轉達：“劉澤華，怎麽老是講王權主義啊？你講王權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往哪兒放？”我回應說：“這是兩回事啊！中國的王權主義是個事實問題，傳統文化該接受什麽、該怎麽評價是另外一個問題。”後來，批評我的人多了起來，叫“劉澤華學派”。其實，最初叫“劉澤華學派”的是把我批判得一塌糊塗的人，說我這個人狗屁不通。有一些人批評我是全盤否定傳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謝地坤在一篇文章中把我作爲全盤否定論的代表②，美國華裔教授陳啟雲先生也持這種觀點，類似的批評很多。當然，也有不同評論，方克立先生就接過“劉澤華學派”這個稱呼而給予充分的支持；瑞士漢學家畢來德（J.F.Billeter）在分析當代中國思想的時候，說中國當代有四大思潮，其中有一個是“反思派”，代表人物就是劉澤華。還有不少的學人大體認同我的觀點。其實，我與你李教授衹見過一兩次面，很少交流，那麽，你是根據什麽提出一個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王權主義學派”呢？
    李振宏：這個問題很簡單。我以爲，你們這個“王權主義”研究群體符合作爲一個學派的要件：第一，這個學術群體有一個代表人物。這自然就是您劉先生了。第二，不僅有一個穩定的學術群體，而且還有一些標誌性的骨幹核心人物，如張分田、葛荃、張榮明、林存光等。第三，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您的三卷本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集》；另外四位核心人物也都有代表性著作。第四，有着共同的重大的歷史認知，在歷史觀和方法論問題上有着明顯的一致性。比如，您下面這段話就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在傳統中，政治的幽靈無處不在，而且舉足輕重，決定一切。從歷史上看，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以其獨特的方式與政治緊密地糾葛在一起。政治問題成爲全部社會問題的核心，甚至一切社會問題最終都被歸結爲政治問題……政治思想也就成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心。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正是這種鮮明的政治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化傾向，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因此，要準確而深刻地剖析傳統，就必須以政治爲楔入點。③
    第五，有着共同的選題指向。您帶出來的一群博士，所有的選題都是指向了政治思想史，而且所有研究政治思想著作的核心都是解剖王權、專制這個問題。這一點是非常鮮明的。甚至那個叫劉暢的博士，寫了身體史這方面的東西--心君同構，也是在解決這個問題。你們這個群體，有着共同的選題指向、共同的問題意識、共同的學術理念、共同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我在投給《文史哲》那篇文章的初稿中，還詳細檢索了你們幾個主要人物使用的學術術語，因原文太長，這部分在發表時刪掉了。單是您用過的術語，我就總結出了五六十個概念；張分田、張榮明等人的術語，我也總結了一些。這些學術術語有着相當大的共同性。使用的概念術語的共同性，也就是你們分析工具的共同性，你們的話語體系是由你們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決定的。劉先生，這麽多的共同性還不足以說明這是一個學派嗎？
    劉澤華：對此，我在這裏不免感到有點兒不安。“不安”什麽呢？就是我把學生都拉到我這一條道路上了，是不是帶有“學霸”色彩？我也多次想過，自認爲在我與學生之間，我從來沒有要求學生遵守什麽。比如，選題我一概不管，必須是博士生自己選。在我看來，如果自己都不能選題目，還做什麽論文？一旦有了選題方向，我會與他們反復討論什麽我不贊成講“劉澤華學派”，因爲劉澤華是一個土老頭，學識很少，把這麽多學生都放在“劉澤華學派”中，一是忽視了每個人的個性，二是也不尊重各自的獨創性。跟隨我學習的博士們的論文幾乎都出版了，你稍微翻翻就會看到每個人的獨創性，有很多遠遠超越了我，我爲他們的獨到創見感到驕傲。所以，我不接受“劉澤華學派”這幾個字。
    李振宏：呵呵，“王權主義學派”還是可以接受的。
    劉澤華：我覺得，要說我的學術有特點，還是能夠接受的；但能否構成一個“學派”，可能還有疑問。我在論著中所說的王權主義首先是“事實”問題，而“價值”也不是簡單的一邊倒；有些人說我是“全盤否定論”、是“虛無主義”，其實他們沒有理會我提出的“陰陽組合論”，我是在矛盾的陳述中評說“價值”的。有人說“陰陽組合論”不是“一分爲二”，而是“一分爲一”，我估計他就沒有仔細讀我的文章，大概看到“王權主義”就反感。“反感”也正常，也是一種學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