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歷史研究是以求真爲前提的，衹有弄清了歷史之“真”，纔可能從真實的歷史中提取出可靠的歷史借鑒。但是，問題的詭異之處就在於，什麽是歷史之“真”？歷史之“真”在哪裏？不要說帶有解釋性的歷史認識，就是純粹客觀的歷史現象，我們都難以捕獲。歸根到底，客觀的或解釋的歷史，都需要通過史學家的頭腦來發現，來表達；而一旦經過了頭腦，不同的頭腦解釋或揭示出來的東西，就一定不會是同一個面貌。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我記得，您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次關於歷史認識論的講座中，就曾談到過歷史事實的問題。您說，每個歷史學家都說自己是憑事實說話，但事實在哪裏？同一個歷史事實，拿在不同的人手裏，就是不一樣的事實。當然，這不是您的原話，但大意如此。我是從別人的錄音磁帶裏聽到了您的演講，很受啓發。歷史研究就是這樣，我們面對的是消失了的對象，對它的解讀不能不打上無法清除的主觀性印記。給歷史以解釋，在解釋中傾注我們全部的主觀能力，這是歷史學家特有的職責和權利。於是，在近代史的開端問題上，就出現了您所說的宋朝說、明末說、鴉片戰爭說等等；但這些不同的說法，並不一定是由於歷史觀的不同、價值觀的不同的結果，也不一定是方法論的問題，其實就是對材料的解讀問題，對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市民社會”等等概念的理解問題，它是由個人的思想觀念、學術修養、認識能力等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這些就是一般的學術觀點的不同，不一定都要上升到學派的高度去認識。
    關於近代歷史進程的認識或解讀，過去傳統的說法就是“革命史觀”，改革開放之後出現了“現代化史觀”，最近有些人在批“歷史虛無主義”的同時，把“現代化史觀”上升到需要大加撻伐的“歷史虛無主義”的高度，這些是不能稱之爲學派的。“革命史觀”是政治爲學術規定的解讀路徑，不屬於學術的範疇，而政治與學術之屬性不同則是不需要論辯的。“現代化史觀”作爲一種學術觀點，就目前情況看，表達這些看法的人似乎還沒有形成一種學派，沒有成爲一個穩定的學術共同體，不一定要從學派的角度去認識。
    在近代史研究中，堅持“革命史觀”的大體可以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自身並非政治家，卻用政治家規定的思維路徑去“裁剪”歷史。這些人由於缺乏思維的獨立性，對“學術”爲何物並不理解，當然是談不上學派的。另一種是，如果有着自己的獨立思考，在自己真誠的學術研究中抽象出了一個“革命史觀”，有着自己獨立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那是可以稱之爲學派的。
    一個學派的基本要件，或者說正當性與合理性的主要支點，在於它是獨立思考、思想自由的產物，而不在於它的觀點和理論本身。如果是在這樣的情景中形成的學術群體，無論它與政治家的宣傳多麽相似，它也是應該受到保護和鼓勵的。因爲，它是學術研究中的正常現象，是認識的常規產物。我贊成恩格斯（F.V.Engels，1820-1895）的觀點：“真正科學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謬誤和真理這種教條式的道德的說法。”①在真正的學術研究中，不要輕易判斷什麽是真理與謬誤，從自由思想場域中產生的任何觀念、觀點，都要肯定其正當性。其實，說穿了，正統不正統，不在於觀點本身，而在於你是不是以獨立思考、自由思想爲前提，在於你是不是真正具有學術的本性。
    劉澤華：如果“學派”叢生，每個學派都有自己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對於同一個問題各有自己的答案或解釋，歷史的“真”是否會被“異化”，還是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學派林立是否會引起人們對“歷史學”的懷疑--歷史是否會成爲任人梳妝打扮的小姑娘？歷史學是否就會變成民間藝人--“說書人”口中之物，衹是給人以樂趣而已？
    李振宏：您提的是一個歷史認識論的問題。對於歷史的不同解釋，其實正是學術的魅力之所在，正是學術的生命力的表現。
    事實上，每個歷史學家都是從一個特有的角度去認識歷史，都衹是提出對歷史的一個獨特的認識，因此，每個人的認識，都衹是看到了歷史的一個方面，再聰穎、再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洞察歷史的全部真相。我們都來認識歷史，你看到了歷史的這個方面，我看到了歷史的那個方面，他看到了歷史的另一個方面，不同的歷史認識彙集起來，對歷史的認識就更加豐富和全面。因爲，真實的歷史就埋在各種各樣不同的歷史解釋之中。所以，學派叢生所造成的不是歷史的異化，而是歷史學的繁榮，是歷史之“真”的充分揭示。衹不過，在中國，這是人們還不太適應的學術場景。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太習慣於“一”--統一和同一。由於文化傳統中的專制主義土壤過於深厚，人們不能接受對於同一種事物的不同解釋，好像不同的解釋就一定衹有一種是確定正確的，而其他則是錯誤或荒謬的。其實，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衹有確定的一種解釋，對於消失了的歷史現象的解讀更是如此，這也正是學術研究要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因。而衹有學派林立，纔可能造成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派林立，百花齊放，在一定時期內的確會給人以炫目之感，會使長期在學術一統的氛圍中生活慣了的人們感到某種不適，但是，這種局面卻正是科學春天的象徵。在這個問題上，我深深感到，中國史學界需要進行歷史認識論的補課。有了認識論方面的常識，人們就不會爲歷史解釋的紛然雜陳而感到不適了，就不會把豐富多彩的歷史認識戲稱爲對小姑娘的梳妝和打扮了。
    劉澤華：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究竟是提倡學術個性，還是應強調特定的歷史規定性？如果學術個性與特定的規定性發生矛盾，是求同存異、展開爭鳴、擺事實（打材料仗）呢，還是服從特定的規定性呢？
    李振宏：當然是要提倡學術個性了。任何認識，在其原初意義上都是個體性認識，學術個性是學術發展的前提。從學術的本質出發，不僅不應該強調特定的規定性，而且對於認識來說，就根本不應該有“規定性”這樣一個提法。認識應該是自由的、生動的、變動不居的、因人而異的。有了規定就取消了自由，就沒有了認識。所謂“規定”，是對認識的規範、控制和牢籠。思想被規範了，還是思想嗎？認識被規範了，還是認識嗎？被規範的思想是教條，被規範的認識是模板。如果一種學術研究，不是從事實本身出發，而是從明確的既定的政治目的出發，研究的全過程、最後得出的結論始終被一種東西規定着，甚至在研究開始之前，研究的結果就已經明確了，這還叫研究嗎？這還是學術嗎？規定性是學術研究的對立面，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和真正的學者應該鄙視和摒棄的東西，這是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