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众舆论”一词在法国生成和演变的相对迟缓，是因为旧制度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现实的历史因素遏制了公共领域的发育，使法国社会层面难以发展出针对政治国家行为的批判性公众舆论。(14)
    到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绝对主义王权体系。而给绝对主义王权体系提供意识形态支援的理论阐述，尚需回溯到惨烈的宗教战争期间。为了消弭因宗教信仰歧义而导致的宗教冲突，法国人文主义者力图寻找基于世俗正当性的统治原则，以统摄国家秩序，避免宗教派别的战伐。在这种背景下，博丹在1576年出版的《论共同体六篇》中，提出了“主权”的概念。共同体的统一意志，也即主权，是共同体所固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力，它至高无上、统一而不可分割，超越其它任何权威以及社会中的各个等级，调和与弥合等级社会中极易产生的分裂、派系对立和利益冲突，保证共同体的秩序和统一。(15)共同体托付权力给某一个人或一群人表达其统一意志，“受委托者使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司法之人”。(16)在法国，这个“司法之人”的表达者就是君主。
    博丹将国家共同体界定为司法之人，乃源于罗马法的观念，视法律为控制或意志的同义语，“‘法律’这个词……意谓拥有掌控其他人的一切权力，不管这种掌控是否普遍地涉及所有臣民，还是特定地涉及某些臣民……更准确地说，法律意谓主权者普遍地涉及其所有臣民和一切事务的掌控权”。(17)也就是说，博丹所谓的司法之权，实际上指涉的是与法律有关的各种权力，既包括国家政治层面的立法和行政等权力，也包括社会统治层面的管治之权。因此，作为“司法之人”表达者的君主，实际上拥有了统摄共同体中所有个人和团体的权力，是世俗事务的最高裁决者。
    博丹就君主主权的司法话语，在17世纪的绝对主义理论家那里得到继续阐发。随着欧洲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和法国王权的发展，“三十年战争”期间，国务参事勒布雷(1558-1655年)在《论国王主权》中写到，尽管王位最初来源于民众的同意，但一经确立之后，他们就拥有完全的立法主权，支配着绝对的公共权威，仅对上帝负责。他宣称，“我们历代的君主，只从上帝那里接过权杖，他们不必屈从于任何世俗的权力，享有完美而绝对的主权权力，……在自己的王国里完全是至高无上的。”(18)在著作的最后一章，勒布雷还专门讨论了中世纪传承而来的等级机构——三级会议或高等法院等——与国王的关系，他认为这些机构都依赖于王权而存在，不能与王权分享公共权威。勒布雷驳斥了国王行动需经高等法院批准的主张。直至18世纪，路易十四去世十年之后，律师马莱还在声称：“根据公法，国王就是法官，国王之名就是法官之名。”(19)
    绝对主义理论家们的司法话语理论，为法国既存的秩序——团体主义社会中的等级特权和相应的君主专制——提供了适合的意识形态支持。
    旧制度时代的法国社会充塞着形形色色的团体和等级：僧侣、贵族、第三等级、行会、学院、高等法院、市政机构，等等。每个等级都拥有各自的得到法律认可的特权(privilège)——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特权的内涵不同，特权在字面上是“私人的”和“法律的”组合，指的是特定的团体或等级拥有特有的法律权利，各不相同，亦互不统属。也就是说，各个等级都仅是圈禁在自己特权范围内的一个个分立的单元。那么，欲将它们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以及裁决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必须有一个超然于它们之上的权威。“使共同体成为一个整体”的主权者——君主当仁不让地担当了这个角色。因此，国王是王国共同体里众多等级或团体唯一的公共聚汇点，惟有他的一举一动才能调动或支配那些分立的单元，他含纳所有人的意志而聚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意志，整个国家都通过他一人来体现，是共同体里唯一公共的人。路易十四晚年，渊博的神学家博絮埃(1627-1704年)对此作出了精彩的阐发：
    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国王，作为国王，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私人：他是一个公共的人，整个国家都属于他；他含纳了所有人的意志。就像一切善美和一切力量皆统一于上帝身上一样，全部个人的一切权力都统一于国王身上。……上帝的权能让地球的这一端到那一端每时每刻都能感知到它的存在。王权同时作用于整个王国，一如上帝控制着地球那样，它控制着整个王国井然有序。如果上帝撤回自己的手，地球就会摔成碎片；如果国王的权威在王国里停止运作，一切都会陷入混乱。(20)
    17世纪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按照这种理论逻辑建立起来的法国绝对主义王权体系，势必将社会公众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因为国王是王国里唯一公共的人，只有他能够收纳信息，作出判断并发出处置指令。诚如政治文化史家凯斯?贝克尔所说的，旧制度时代法国的国家政治发生且只发生在国王一人的头脑里，任何其他人不容置啄。(21)
    就本文关注的主题来说，在这种以王权为唯一归依的行政官僚体系下，它运作的具体表现，首先是信息主要在国王及其代理人之间的上传下达，被限定于官僚系统的管道内部流通，且惟有这种封闭的官方信息才具合法性和权威性；其次，对社会施予强大的文化控制政策，阻遏任何可能的社会政治批判，保持不争论的局面，防止既存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秩序受到任何原则性的质疑，以维护绝对主义的完整统一和权威地位。“路易十四的大臣们对法国境内出版或印刷的任何东西都进行细致入微的监察，王室书籍检察官阻止出版任何有可能引发争论或唤起公众对现存秩序疑问的东西。”(22)极少数持有“危险”思想的人或保持沉默，或逃往国外。
    法国旧制度官僚体系的信息垄断，消弭了发生社会争论的基本前提，以保证绝对主义原则不受任何可能的质疑和挑战，王国政府可以方便地行使秘密政治；而对社会的严格监控，则使公众舆论赖以生成的文化交流机制遭到严重的压抑，法国迟迟未能形成社会公众自主交往的公共领域和针对政治国家的批判性舆论。相反，与“国王作为唯一公共之人”理论相适应的凡尔赛宫廷代表型公共领域却在欧洲呈一时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