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伴随法国社会和政治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一种全新意义的“公众舆论”也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法国作家们的著作里。
    “公众舆论”语义内涵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开始凸显，且政治国家须受来自社会意志的监督和制约。1770年，雷纳尔修士在其《欧洲人在两印度定居和贸易活动的哲学和政治史》里，即已明确地表达了公众舆论的政治内涵。他说：“在一个思考和讨论的国度里，公众舆论是政治统治的原则，在没有给出服众的理由情况下，政府绝不能反舆论之道而行事，在没有给它清楚解释的情况下，也不能无妄地反对它。”(32)提倡经济个人自由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权利》中，更是较为明确地区分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划分和制衡。他从财产权演绎出，在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才能的自然权利。国家的职责就是保护这种权利，换句话说就是维护社会安全。在魁奈看来，维护社会安全是国家唯一的职能，如果国家越出这个界限就会侵害个人自由，因此国家权力不能够太强大。那么，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膨胀，侵害到自主的(autonomous)市民社会领域呢？魁奈认为，国家的专制行为只能通过启蒙的公众舆论加以调节，反对或阻遏国家权力侵害自然法。(33)
    “公众舆论”语义内涵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启蒙舆论在其中占据了非常显要的位置。杜克洛在《本世纪风俗考》中说道：“虽则由掌权者发布命令，但是文人进行事实上的统治，因为以长远的目光来看，他们形成了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迟早要降伏或推翻任何形式的专制。”(34)到1780年代，公众舆论一词已经具有革命的含义。著名作家路易?梅西耶在《巴黎景象》中，欢呼舆论的胜利，并预测舆论将给法国和欧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他说：“仅仅三十年工夫，我们的观念中就发生了一场重大的革命。今天，公众舆论已在欧洲具有不可抗拒的压倒力量。因此，在估量启蒙运动的进展及其带来的变化时，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好处。这一震荡长空的普遍呼声将传遍和唤醒整个欧洲，并令形形色色的暴君在它面前战栗不已。”(35)梅西耶认为，这种变化正是启蒙思想家为自己争取替各民族利益和人道事业辩护的“合法权威”的结果，而“这种普遍的倾向将很可能产生一场有益的革命”。(36)
    更为重要的是，“公众舆论”语义变化之中，隐含着18世纪法国社会一系列政治观念的转变。
    首先，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且高于国家的观念开始滋生。旧制度末年路易十六政府中的新教徒财政总监内克尔明确宣称，公众舆论是“社会精神”，是人们相互间不断交流的产物。《系统百科全书》的编辑雅克?博歇(Jacques Peuchet)更是将公众舆论视为现代社会特有的一个特征，是18世纪社会进步和理性交流的产物，它包含着“全部社会认识的总和”。(37)而且，这个源自社会的产物是高于王权意志的新权威，起有约束政治权力不至滑向专制的作用。先后担任法国出版局局长和间接税法庭庭长的马尔泽尔布雄辩地表达了对公众舆论至高无上性的尊崇，宣称它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法庭，独立于所有权力并为所有权力所尊崇。(38)内克尔写道，这个时代的各种因素都有利于公众舆论的壮大，它如今已很难撼动，“统治着所有人的头脑，君王们只要不被过度的激情冲昏头脑，也都尊崇它。”(39)这些表明，随着18世纪中期政治争论和启蒙批判的历史进展，在法国的政治观念里，绝对主义王权的政治权威已悄然退隐，立足于社会之中的公众舆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权威。
    其次，对公开性的诉求在旧制度末年的法国政治文化里萌发。新兴的公众舆论在18世纪60、70年代所展示的力量和所获得的成功，使一些启蒙文人对它的美妙前景期许有加，认为一切物事都须经这位永不谬误的法官的审判，其作出的判决包含着所有人的声音，并通过出版呈现在每个人面前。因此，公众舆论这个法庭具有前所未有的公开性，可以祛除这个深陷于政治阴谋和秘密操作的国家的种种弊病。(40)
    实际上，公众舆论在法国旧制度末期也确实取得了一些那个时代人所期许的成功。政治争论的频发和启蒙著作的流通，打破了绝对君主制的政治实践将信息限制在政治系统内部的上传下达的秘密运作模式，并影响到王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如王国政府颁发的政令在前面都加上解释性的文字，以及路易十六登基后以尊重公共舆论为名迅速恢复被路易十五末年的掌玺大臣莫普强行解散的巴黎高等法院，都是明显的例证。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启蒙文人的话语建构中，被想象作为公民意见理性一致产物的公众舆论，在内在的本质方面与过去的绝对主义君主是同构的，它同样是至高无上的，同样是永不谬误的，也同样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可以说，它们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因而，18世纪法国的集体政治观念中，虽然倒转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位置，虽然以公众舆论的权威取代了专制君主的权威，但对某种神圣的抽象权威的迷念并未有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