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虽然具备强大的控制本能和动力，但法国的王权官僚体系建立在过去制度的遗存上，“政府保留了那些旧政权机构的古老名称和荣誉，但一点一滴地减去其权力。它并未将它们从原有的领域中逐出，只是把它们引开”。(23)因此，混乱与庞杂一直是法国君主专制行政组织的特征，在实际运作中必定会出现职权不清、相互掣肘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自上而下层层相属的集权体制，以其垂直简单的行政链条，似乎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但实际情形是，这种体制因其固有的人事选拔机制——自上而下地在系统内部挑选，极易陷入消极保守的官僚风气。首先，对那些业已进入官僚系统内部的人来说，这种独断性的体制对他们有利无弊，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好，无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他们所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保全他们的地位或获得升迁。既得利益当政者维持现状、无意改革的惰性倾向，使行政管理难以跟上日见发展变化的社会形势，其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也属情理当中；其次，官僚的地位取决于王室或上级官僚的青睐，行政之能力和业绩居于次要的地位，因而在行政中守成是优先的考虑，改革进取更容易犯下错误，反而授虎视在侧的同僚以柄，这种官僚心理更恶化了既得利益官僚原本就具有的保守倾向。路易十四凭借无上的个人权威，保证廷臣对自己意志的支持和忠诚，维持官僚系统相对有效的运转，但他之后的两位继承者缺乏那样的威望和才能。
    这些因素的辐辏，使旧制度法国王权系统的行政效能日渐衰微，绝对主义原则难以为继。路易十四死后，宗教争论很快爆发。从摄政时代到1750年代，围绕着教皇谴责詹森主义的乌尼詹尼图斯(Unigenitus)通谕，教会、王权与高等法院都被卷入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高等法院为了对抗具有天然优势的王权威压，将原本只在两者之间上传下达的谏诤书印刷出版，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这种诉诸社会公众的行为，打破了王权垄断政治话语的绝对主义模式，信息不再是官僚系统专有，而是流向社会，后者据此作出评判，形成政治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公众舆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野对峙由此形成，公众舆论从此成为法国政治中新的裁判权威。与此同时，这个新权威为了寻求自身的合法性，人民主权等宪政理论应运而生。(24)
    詹森主义宗教争论标志王权对公共争论的失控，王国政策成为公众的批判对象。此后，王国政府在七年战争中糟糕的军事表现、1763-1764年谷物自由贸易的尝试和为缓解政府财政紧张而提出的财税政策，乃至1771年悍然解散高等法院的莫普改革，都曾激起剧烈的公共争论。争论的双方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陈说和宣扬己方之立场，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到后来，甚至连王权也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参与其中，如在1771年的莫普改革中，为了反击高等法院及其支持者的舆论反击，掌玺大臣莫普下令进行反宣传。他认为，保持沉默会被反对派视为软弱，让法官们以为政府默认了他们所说的一切。他说：“如果我们不跟他们争论，他们的观点难道不会成为公众的观念和原则吗？”(25)
    18世纪法国社会的发展和丰富，使社会整体面貌日趋多样化，让这个原本就弊病重重的专制机器在施行一元化控制过程中更显得捉襟见肘。首先是18世纪法国阅读公众的形成。1700年法国人口2150万，1710年则增加到2250万。(26)1740年，法国人口攀升至2460万，1750-1790年间增长呈加速趋势，截止1790年达2810万。(27)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法国的总体识字率也大幅提高。从1686-1690年至1786-1790年期间，法国的男性识字率从29％上升到47％，女性识字率则从14％上升到27％。(28)阅读公众在18世纪的法国无可辩驳地形成了，尤其在巴黎，“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阅读物的增加、图画和歌曲的流行，所有这些东西让巴黎普通人或多或少地介入阅读。”(29)尽管当时的书籍报刊价格昂贵，但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等机构的出现，为阅读的普及提供了便利。(30)在一个以印刷物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社会里，一个能够阅读的阶层在法国形成，是公共舆论领域兴起的必要前提。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印刷物获得信息和知识，并且在阅读中培育对事物进行“思想”的能力。
    其次，18世纪中期立足于社会领域的启蒙运动兴起，在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文化评判力量，打破了过去王权和教会垄断的局面。《百科全书》不仅是启蒙纲领的表达，也是将启蒙哲人联合起来的公共文化平台。公共社交(sociabilité)机制的沙龙成为启蒙文人交往的中心。沙龙作为思想和信息交流的源地，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在这里，学识、优雅的举止、演说的才能至关重要，个人之地位往往取决于其“意见”的高下，一反现实的等级社会中基于出身和财产等方面的差别，因此对旧制度具有实践理性批判的功能。1765-1776年，巴黎沙龙活动的全盛时期，也是启蒙哲人“达至确立他们自己作为公众舆论裁决者目标最近并在王家行政机构和学院里获得重要职位的时代”。(31)从1760年代起，启蒙哲人视自身是开明舆论的代表，伏尔泰广泛发动舆论，干预卡拉斯(Calas)案件，更强化了启蒙哲人作为开明的公众舆论裁决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