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何把这一原理具体运用于世界现代史内部的分期呢？全部人类历史是按照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来进行分期，这一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各个大的历史时期内部的分期，世界现代史这一时期自然也不例外。世界现代史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发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依据所有制形式的这种变化，才使它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发展和衰亡的近代史时期，而成为人类历史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在世界现代史内部进行分期时，当然要同整个人类历史的分期标准相一致，也就是考虑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这样作时，便会发现：这个时期的所有制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而且，在这个时期没有终结之前，这种所有制形式是不会发生质的变化，而成为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怎样依据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来进行分期呢？在这时，只能依据所有制形式量的变化，也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的变化来对世界现代史内部进行分期。所有制形式质的变化（从一种所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类历史大的时期的划分，所有制形式量的变化决定每一个历史时期内部的小的时期的划分。考察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量的变化时，已经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人们清楚地看到它经历了诞生、巩固和发展、扩大的两种情景。当社会主义所有制在苏联确立而社会主义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时，这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否处在它的诞生和巩固的时期？当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社会体系，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两个阵营的对峙时，这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否又处在它的发展和扩大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这种量的变化不正使现代史明显地显出两个时期的划分来吗？而问题在于这种量的变化显示出的时期的划分是以什么为标志表现出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还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社会主义从苏联一个国家处于被资本主义包围状态（即社会主义力量处于劣势）到摆脱这种状态而成为世界体系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时。只有在这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发生这种量的变化的标志，就是表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只有在这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才从它的诞生、巩固时期进到发展、扩大时期，表明这种时期转变的也只能是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由于按事物发展过程矛盾运动规律和根据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进行分期二者是统一的，所以依据它们各自的原则得出的结论也是共同的。当我们在世界现代史领域里考察基本矛盾激化形式的改变和被它所规定或影响的其他许多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分期时，得出了划分第一、第二时期的界标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结论。这与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为标准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这种一致结果之所以获得，根本原因就在于：上述两个标准（或两项原则）实质上是统一的。它们不互相牴牾，更不存在矛盾，故而才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来。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形成
        如前所述，无论以事物发展过程基本矛盾激化形式的改变和被它所规定或影响的其他许多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其标准，或者依据对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变化的考察，都共同得出如下的结论：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是世界现代史第一时期的结束，同时也是第二时期的开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标志，因此，只能用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划分第一、第二时期。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是否以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其标志？现就此加以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欧洲和亚洲先后有一系列国家突破资本主义的藩篱和摆脱殖民主义体系，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于是，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改变了长期以来苏联处于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状态，而成为世界体系，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这时仅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开始出现，而不是这个阵营的最终形成。何时形成，有没有一个标志？以什么为标志？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有明显的标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这时，可以说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形成了。
        这个论断决不是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偏见，中苏关系破裂之前，苏联学者也是这样来论述这一问题的。曾在我国原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的苏联专家维·彼·波伐良也夫在其《世界现代史讲义》（下册）里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⑦他明确无误地赞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标志这一论点。苏联学者的这种见解是同斯大林对此一问题的论述相一致的。在论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个阵营的对立时，斯大林说：“中国和其他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⑧当说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时，他指出了中国和其他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当然还有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事实。在他指明中国而其后笼统地说到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时，显然是强调了中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这一历史事件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联系。据我们理解，单有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而还没有中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是无法谈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的，只有在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之后特别是有了中国的参加，才能说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的话，斯大林的这段话也包含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