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吸引群众，纳粹党经常在竞选时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如在1932年的竞选总统活动中，纳粹党在全国大小城市的墙上张贴了100万张印有“德国猛省”、 “希特勒就是独立、工作和面包”等字样的彩色招贴画，散发了800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并创造了一天之内在全国举行3,000个大会的先例。 这些活动把人们弄得眼花缭乱，有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就是被这种宣传攻势吸引过去的。
    小资产阶级群众追随纳粹运动，是由于从根本上没有认识到纳粹党的本质。如季米特洛夫指出的：法西斯“在宣传社会问题的掩饰下，已经能够取得为危机所迫以至流离失所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附和，甚至取得无产阶级最落后阶层的某些部分的附和。倘若这些人懂得法西斯实际的阶级性及其真正本质，他们是绝不会支持法西斯的”（46）。
    小资产阶级追随纳粹运动，还因为无产阶级力量不成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1923年，他们就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和反饥饿暴动的斗争，由于共产党力量十分弱小，革命失败了。同时，社会民主党一直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干着背叛革命的勾当，从而败坏了革命的声誉。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逐渐失去了信心，只希望社会趋于稳定，进行一些保守的改革。后来，共产党力量发展了，但却推行了“左”的路线，没有根据占社会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思想状况，执行维护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正确路线、纲领，把他们逐步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相反，却提出超越客观实际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和要求，这样就把可以夺取的同盟军推到纳粹党一边。当纳粹党崛起之后，德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影响，从本质上又把纳粹运动看成是“一种小资产阶级运动”，认为在工人运动发达的国家里，法西斯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因而共产党也没有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分化、瓦解纳粹党，反而“离开它的天然同盟军而陷于孤立”（47）。在法西斯紧锣密鼓地要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共产党虽然努力争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多次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反法西斯建议，而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左翼也没有进行争取工作，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所以德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始终未能建立起来。这样，德国“工人阶级没有强大到足够的程度”，而是在两党的斗争中“互相消耗”（48），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能阻止纳粹党的迅速膨胀和希特勒的上台。
    三
    德国小资产阶级群众追随纳粹党，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以及德国长期存在的浓厚封建专制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密切有关。德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思想上具有封建保守性、对民主制的怀疑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因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希特勒纳粹党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的思想宣传。
    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封建保守性，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而产生，但它与封建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臀部带有封建的烙印。例如手工业等小生产就是在封建社会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既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开端。手工业者等小资产阶级群众，“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49），因而强烈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1847年，在法兰克福就出现了一个“手工业者协会”，声明反对工业活动自由，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看作是封建行会会员（50）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资本主义是用固有的保守思想看待现存社会，希望恢复以行会制度为代表的旧的经济关系和强权国家对他们的特殊保护。
    不同于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封建保守性，还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德国“中产阶级封建化的最大原因在于德帝国主义的专制和魏玛共和国民主结构的软弱无力”（51）。
    德国没有象英法那样进行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一个缺乏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发动了革命，但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52），因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出世晚而又先天不足（53），“没有摧毁君主制和反动派”（54），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德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是由容克贵族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而不是采取暴力革命实现的。俾斯麦建立的第二帝国是一个“蒙着国会外衣、与封建的附属物混在一起的”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55）。因此，德国“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56）。德国资产阶级不同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封建保守性，在政治上追求同容克贵族的妥协，放弃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资产阶级尚且如此，德国小资产阶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恩格斯曾对德国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作过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从整体上看是落后的、保守的。而第二帝国在对人民群众进行家长式的专制主义统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的同时，国家对弱小手工业等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和保护的态度，如从1881年开始，帝国颁布了一系列巩固熟练技工地位、限制消费合作社和百货商店、保护小商人、承认技工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组织的法令，十九世纪末还对“全德手工业协会”、“德国商业手工业中央协会”、“农业主协会”等团体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些措施维护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其生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因而不仅使小资产阶级群众在经济利益上得到满足，而且认为俾斯麦式的专制主义制度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作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浪潮冲击下，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是面向过去，留恋旧帝国，乞求专制主义保护。
    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强权思想在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很大，如德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古典哲学家菲希特和黑格尔，就宣扬过强权主义和国家至上思想，菲希特主张德意志民族将由一批为数不少的精华来领导，黑格尔极力鼓吹“国家就是一切”、“国家至高无上”的极端国家崇拜思想。由于德国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中封建残余思想依然存在，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强权思想又渗透到第二帝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出现了反动的哲学家尼采。他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狂热吹鼓手，他创立的后来为希特勒接受的“超人哲学”，极力散布“权力意志论”，鼓吹独裁暴力统治。从菲希特到尼采宣扬的国家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在德国有着广泛的市场，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思想影响也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