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着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争论随即展开，特别是近十余年更是尖锐激烈。西方的自由派和俄罗斯的少数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与社会发展进程没有必然联系。有人虽承认十月革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系，但认为如果没有人为因素起作用，革命不会爆发。如原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主任菲拉托夫即这样认为。他不否认当时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非常尖锐，但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布尔什维克的主观因素对破坏性过程起了催化剂作用，十月革命不是必然的。而同时又有许多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伊·明茨指出，20世纪初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美国学者亚·拉比诺维奇认为，十月革命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有关。俄罗斯学者尤·普列特尼科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革命必然爆发。[1]（P3-4）
        很明显，无论是主张必然性者还是主张偶然性者，都是围绕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是否异常尖锐；是否具备革命形势；是否有政治势力做出主观努力拯救俄国于危难之中--展开的。客观地讲，他们是以政治革命来代表一切，犯了方法论的错误。
        方法论
        从史实来看，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革命更是为了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为新政权服务的一切制度，即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夺取政权仅仅是手段、是革命的近期目标，建设新社会才是目的、长远目标。十月革命就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统一，决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谈十月革命。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为了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为新政权服务的一切制度，即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十月革命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它既是一场政治革命，又是一场社会革命，判渎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应同时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两方面来考虑。
        政治革命是以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激烈斗争，是政治体系发生的质变。政治革命不是少数政治精英、政治派别、政治群体之间的行为，而是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较量。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分化为两大阵营--进步的革命阶级与腐朽的统治阶级，政治革命就是进步的革命阶级以暴力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活动。
        列宁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2]（P137）政治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标志就是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巩固革命成果、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根本条件。
        政治革命以打碎旧的上层建筑为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新政权不是要简单地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摧毁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3]（P628）。列宁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指出，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政治革命不但意味着革命阶级掌握政权，更意味着废除旧的法律法规、与旧秩序相联系的政治系统和文化观念。
        政治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旧的政治秩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酝酿和积聚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政治革命由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与革命运动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他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4]（P53-54）。在革命领导力量的鼓动号召和组织下，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就迅速地转化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政治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短暂而剧烈的变革。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广度、速度和深度都是超常的，但从人类社会历史和政治发展的过程看，它还只是“一次性的打击”[5]（P411）。
        十月革命还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革命的目标：夺取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它改变的主要是政治系统；社会革命以整个社会的变革为目标，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观念、意识的翻天覆地的剧变。相对而言，政治革命是短暂的、剧烈的，而社会革命是一个持久且比较缓慢的过程。政治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方面，既是社会革命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社会革命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