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比较缺乏。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来看，俄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组织是农业村社，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经济，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农民被剥夺了经营自主权。农业村社使农民属于村社，村社属于国家，而国家又将农民赐予贵族，形成了农业村社--农奴制--中央集权三位一体的传统社会体制。公社把古罗斯人的封闭性、维金人的宗法自治、拜占庭的邻里公社及蒙古人的联环责任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俄罗斯人轻视个人自由，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依附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在民族性格上，村社生活使俄罗斯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重感情，因此性格外向，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由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缺乏理性，因此导致权威崇拜和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村社实行无视人权的“习惯民主”，村社的管理者可以私设公堂，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村社“民主”为沙皇专制提供了文化的和社会的土壤。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和苏联后来的实践看，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用封建的观念和意识去推进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导向的社会革命。
        3.正是认识到推进社会革命的内部因素不足，布尔什维克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希望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
        社会革命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十分落后的俄国，推进这种社会革命的因素实在太弱小。到1917年，工厂无产者只有300万人，只占居民总数的2%。[1]（P181）所以列宁认定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期望以世界革命来推进俄国的社会革命。
        十月革命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提出了挑战。”[11]（P170）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白天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在大会决议中相信：“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定会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取得完全的巩固的胜利。”[12]（P4）
        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也被视为一个推进世界革命的机会，布尔什维克想以此赢得时间，希望德国革命尽快成熟起来：“拖延和谈，我们能够继续组织联欢，而缔结和约，我们就能立即交换战俘，从而把一大批实际看到过我国革命的人遣送到德国去；他们受到过革命的教育，在德国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诱发革命的工作。”[12]（P32-322）1918年2月23日，在讨论缔约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为缔约辩护，并纠正了自己对世界革命的看法：“我们也是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你们估计几周会发生，而我们估计几个月才会发生。”[13]（P357）当时的中央委员谢尔盖耶夫反映，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只在一个方面达成了高度一致：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
        苏维埃俄国在实践中积极地贯彻世界革命的主张。在西方，积极支持匈牙利革命。1919年4月28日，乌克兰苏维埃领导人之一的克·格·拉柯夫斯基建议“推翻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并在他们的尸体上同匈牙利实行联合”[1]（P299）。尽管有种种困难，苏维埃俄国还是向匈牙利共和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列宁在给总司令约·约·瓦季采斯和共和国军委委员谢·伊·阿拉洛夫的电报中申明：“向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部分地区推进是同苏维埃甸牙利建立联系所必需的。”[14]（P566）同年4月18日，列宁在给拉柯夫斯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乌克兰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顿涅茨方向和布科维纳即切尔诺维策方向。……切尔诺维策方向的任务是缓和匈牙利的局势。竭尽全力完成上述双重任务是乌克兰同志的职责”[15]（P230）。
        对欧洲革命援助的另一个重点是德国，因为“若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纲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雏鸡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11]（P545）。1923年，德国的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成熟阶段。激昂的德国群众在城市中有1500万、在农村有700万支持德共。在6月12-24日，莫斯科虽然都在谈论革命，但在具体的策略、行动上有分歧，导致起义失败。
        随着欧洲革命的逐步沉寂，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重点逐步转向东方。早在1918年11月24日，尽管奥匈帝国、德国已爆发革命，斯大林仍然认为：没有东方的革命运动，“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16]（P128）。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5日承认，西方革命的潜伏期和酝酿期将会相当长，但“如果我们面向东方，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毫无疑问，在世界政坛的亚洲部分，我们的红军构成了一支比在欧洲强大得无法比拟的力量。……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来说，通往印度的道路可能比通往苏维埃匈牙利的道路更容易走，距离更短……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我们自己也已经毫无疑问地从西方转向东方”[15]（P365-368）。
        促进东方革命的重点在土耳其，同时也包括其他东方国家。如第11集团军政治部起草并公布的一份文件，就提到“印度是东方革命的策源地”、“波斯和土耳其是东方的门户”等。[1]（P302-303）
        只是到最后，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在短期内都无望发生，在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后，苏维埃俄国才把推进社会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放在了国内。
        可见，无论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还是求助于世界革命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援助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都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对推进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社会革命的因素不足的担忧，这也是社会革命偶然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