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于究竟由哪一个个体来进行地方书写定会有疑问与争论，但在如何书写地方的方法上，编纂者对“网罗”、“搜猎”、“访搜”地方材料抱有肯定的态度，例如朱长文续修吴郡图经时，曾“参考载籍，探摭旧闻”，（39）郑兴裔《广陵志序》称：“虽微必录，无隐不宜，数百里封域中之事，群汇而笔之于书，则身虽不下堂阶，而广陵错壤，恍然在目。”（40）杨潜（生卒年不详）在《云间志序》中说修志时“畴诸井里，考诸传记，质诸故老”，（41）修志者相信通过数据搜集的方式，对地方知识与经验进行搜集、整理、分类，便能对地方进行描述与书写。郑兴裔在《合肥志序》中写道：
    郡之中所为山川之广袤，守得而考之；户口之登耗，守得而询之；田畴之芜治，守得而省之；财赋之赢缩，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风气之贞滛（淫），守得而辨之。（42）
    通过山川、户口、田畴、财赋、吏治、风气等门类的设定与构建，通过知州“考之”、“询之”、“省之”、“核之”、“察之”、“辨之”等认识方式的跟进，州郡的图式就被辨识出来。虽然郑兴裔主要是从州郡官守的角度来解读方志，但方志中这些具体门类的设计并非只是修志者的个人偏好，而是各有宗旨。《仙溪志》黄岩孙（生卒年不详）跋载：
    论财赋必以惜民力为本，论山川必以产人杰为重，人物取其前言往行，否则虽穹弗载焉。诗文取其义理法度，否则辞虽工弗录焉。按是非于故实之，寓劝戒于微言之表，匪直为纪一设也。（43）
    如果说，地方志编纂中的门类，包括“财赋”、“山川”、“人物”、“诗文”等的设计是赋予人们认识地方社会的方式的话，那么，通过赋予每一门类以价值标准，地方社会的图式就被传递和构建出来。
    三、地方书写的意义世界
    从形式上看，方志以都会郡县的地理界限作为其书写范围，因此，每一个地理环境就是一个文本环境。在文本的环境中，方志是一种综合的过程，它根据分门别类的体系，通过山川、人物、户口、财赋等门类的设计与结构化，以一个有效和连贯的方法，消除了地方信息与经验的零散性与芜杂性。从这一点上讲，门类就是镜头，通过它，地方社会图式得以呈现。毫无疑问，依傍于不同的行政单位所书写出来的方志文本，在山川、人物、户口、财赋等各个门类的具体信息上亦是有差别与不同的。但是，当方志以都会郡县等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个体出现时，纂修者所希望强调的并不是每一部方志个体信息的特殊性。《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称：
    郡有志，所以记山川、人物、户口、田赋凡土地之所宜也……严之所以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赋，不以户口，而独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风在也。（44）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语引自范仲淹（989-1052）为纪念东汉隐士严子陵（生卒年不详）而作的《严先生祠堂记》。方逢辰认为按山川、人物、户口、田赋等门类所建构出来的地方只是一系列地方信息与知识的排列，但这些排列并不是为了凸显出严州的特殊性，更遑论通过这些信息来“夸饰以侈风土”了。因为，尽管严州为浙右望郡，但“介于万山之窟，厥土坚而隔，上不受润，下不升卤，雨则潦，霁则槁，厥田则土浅而源枯，介乎两□，节节级级如横梯状，其民苦而耐，其俗啬而野，其户富者亩不满百，其赋则地不产米，民仅以山□而入帛，官兵□廪率取米于邻郡以给，而百姓日籴则取给于衢婺苏□之客舟，较之于他郡，其等为最下下”。（45）而严州之所以为称为望郡，却是苍苍云山，泱泱江水之间的“子陵之风”。如此，在山川、人物、户口、田赋等各个门类的设计，方志编纂者不仅需要罗列各个门类的信息，还需要去寻求并阐释其中的意义。《吴郡图经续记》林虑（生卒年不详）后序直接明言，称是书虽只三卷，但“岂可徒以方城舆地之书视之哉”。（46）《赤城续志》吴子良序说：
    门类率与本志协，所证所聚愈详矣，而书岂徒取其详而已乎，使读《赤城志》者，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细咀篇什，而思畅共才，睹是非而开浸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劝戒而审趋舍。（47）
    方城舆地以及门类的详细并非是修志者的追求，按类别来整理地方材料，固然可以结构化地方文献，但修志者亦相信，详细的收集与归类不是解释，推敲地方书写背后的意义世界才是其主旨。因为，当方志跨越时间去构建地方社会时，“社会”是与地理位置相一致的，地理范围中那些有代表性的角色扮演者或“个人”，他们隶属的行为“文化”被想象成一个整体。郑兴裔《合肥志序》说：
    惟志之作非徒以侈纪载也，葢有激劝之意焉！子舆氏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今试为之。披其舆图，考其轶事，西瞻金斗，东顾浮槎，当年梅尉高隐之风，梁女修道之迹，父老犹能道之否？望明逺之台，与波上下，如隐隐闻读书声也！若夫移檄敛黄巢之兵，谢郡留贮库之钱，使君流风于今如昨，国朝吕文靖陈文惠之遗爱，啧啧在人耳目，其政事可得而稽，勲名可得而师乎？生平思包孝肃之为人，所称烈如夏日而凛若秋霜者，过双阙则又未尝不心仪焉？彼其高风劲节，妇人女子皆化之，如崔氏者非闺中之铮铮乎？至于肥水奏东山之捷、飞骑走张辽之袭，埀之志乘，皆足以增辉于史册，留慕于后人，可以风一国，可以型四海，贤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皆是道也。（48）
    这里，梅尉、梁女、谢郡、吕文靖、陈文惠、包拯、崔氏等人物都是沉淀着的历史，促使人们回忆过去，这些人物常常嵌入相关的场所、关系以及历史之中，通过阅读方志，只需一个简单的名称，就能使身居其间的人们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含义。方志中记载的典故、感觉到的记忆以及其他相关的关系成了意义的来源。
    而对意义的追索，显然并非是后加的设定，而是一开始就隐藏或者说被寄寓在纂修者心中的。元丰六年（1083），司马光（1019-1086）为《河南志》所作的序中称是书：“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49）元祐七年（1092）林虑所写的《吴郡图经续记后序》称：“余虽少长于苏，而山川、城邑、津梁、园观，往往未知其所由来，尝以问乐圃先生，先生出所为《图经续记》以示我，曰：此一览尽之矣。”（50）绍熙四年（1193）《云间志》杨潜序称：“是书也，虽一邑之事未足以广见闻，异时对友朋则可以资谈尘，事君父则可以备顾问。”（51）很明显，纂修者希望阅读地方志书者能够对该地包含着记忆与期待，可以“知其所由来”，可以“如游处已熟”、“如身逢目睹”，而且当人们借由方志以“资谈尘”、“备顾问”时，志书本身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与内容赋予了地方世界以意义。绍兴九年（1139），董棻（生卒年不详）所写《严州图经》序中说该书：
    凡是邦之遗事略具矣，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励名节。（52）
    修志者相信志书中所储存的“邦之遗事”，包含了“先贤懿绩”等社会意义上的典型行为，这类行为可以为时人所效法，可以备后来者学习。同时，作为文本的方志亦为人们创造了重要的认知环境，当阅读者接受并习惯了这一种认知环境时，接纳了志书中所表达的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时，“辑睦”的社会理想就能够获得很好的表达，而宦达名流亦可以在志书所揭示的意义世界中获得自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