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后来“中国”所继承的政权也被称为“中国”
    中国古代有一些政权当时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仍被称为“中国”。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夏朝和商朝时期并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就是说夏朝和商朝并没有自称“中国”。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上铭文，记载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辟民。”《尚书·周书·梓材》记载，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两则史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多数学者将这两则史料中的“中国”一词释为“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即京师之意，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已。也就是说，西周时期虽然开始出现“中国”一词，但主要指“京师”，并非是西周政权的自称。夏、商、周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并无疑义。孟子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39）他明确将舜及其后人所建夏朝、文王及其后人所建西周称“中国”，同时认为舜和周文王分别是“东夷”和“西夷”之人，并没有将“东夷”、“西夷”等少数民族排除到中国之外。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宋、郑等政权都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到了秦“以兵灭六王，并中国”（40）以后，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其代周火德为水德，自称“中国”正统，不但秦朝被视为“中国”，（41）就连被秦朝所继承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吴、越等政权也被视为“中国”了。
    三国时期，由于魏国据有中原，被看成是中国，蜀国虽然声称继承汉室，但并没有自称“中国”，吴国更被视为边鄙，也没有自称“中国”。在晋陈寿所撰《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出现“中国”一词，共有109次，除38次指中原和历史上中原政权、秦朝和汉朝以外，均指曹魏政权。如魏明帝“青龙中，营治宫室，百姓失农时”，陈群上疏称：“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42）这里所说“中国”即指曹魏。高堂隆也曾在上疏中说：“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43）这里所说“中国”亦指曹魏。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44）诸葛亮称曹魏为“中国”，说明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并没为自称“中国”。孙策在临终时曾对张昭等人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45）吴国大将周瑜也曾说，曹魏“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46）他们所说“中国”均指曹魏，说明三国时期的吴国也未自称“中国”。三国时期，蜀、吴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在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时，皆承认魏、蜀、吴三国都是“中国”，少有疑义，甚至在魏、蜀、吴三国何为正统的争论中，多有主张“蜀正魏闰”（47）之说者，（48）说明蜀、吴的继承者均承认其政权为“中国”。
    西晋政权占据中原，自称“中国”，而东晋政权南迁后，离开中原，仍称中原地区及其政权为“中国”，也没有自称“中国”。如《晋书·五行志下》记载“元帝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认为其女子从“中国”来到东晋，显然这里的“中国”一词并非指东晋。《晋书·济南惠王遂传》记载，遂曾孙勋曾乘“石季龙（石虎）死，中国乱”之机，“遣部将刘焕攻长安”等地；《晋书·蔡谟传》也说“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蔡谟“独谓不然”；《晋书·孙绰传》记载“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等等，所说“中国”均指中原地区，并非指东晋政权。东晋政权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继政权皆称其为“中国”。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将东晋皇帝列入《帝纪》，将十六国皇帝列入《载记》，就是承认东晋政权的“中国正统”地位。宋人司马光虽然标榜分裂时期不必区分正统和非正统，但他在《资治通鉴》一书中仍以东晋年号为纲以统目，也是承认东晋政权为“中国正统”的意思。
    南朝梁沈约所撰《宋书》，使用“中国”一词共21次，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使用“中国”一词9次，皆指中原或以中原为主的历代政权，没有南朝宋人和齐人直接称自己为“中国”的记载。唐姚思廉所撰《梁书》出现“中国”一词24次，多在与诸夷相对时使用，当指包括南梁在内的“中国”各个政权；姚思廉所撰《陈书》出现“中国”一词4次，皆指中原和中原政权；唐李延寿所撰《南史》仅在陈本纪中引用梁帝策文时使用“中国”1次，当指中原。《梁书》、《陈书》和《南史》中也没有出现梁人和陈人直接称自己为“中国”的记载。南朝各个政权虽然较少直接称自己为“中国”，但后世没有任何人说南朝不是“中国”，《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一直被列入中国正史“十三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系列，就是对南朝“中国正统”地位的承认。
    五代十国时期仍以中原和中原政权为“中国”，认为五代属于“中国”，而“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四夷、十国，皆非中国之有也”。（49）十国等政权也称地处中原地区的“五代”为“中国”，并没有自称“中国”。如《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均未称前后蜀为“中国”，谓后唐庄宗曾遣李严“以名马入蜀，市珍奇以充后宫，而蜀法严禁以奇货出剑门，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严无所得而还”，唐庄宗大怒曰：“物归中国，谓之‘入草’，王衍其能免为‘入草人’乎？”（50）庄宗即以后唐为“中国”，没有称王衍控制的蜀国为“中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也未称南唐为“中国”，谓南唐“尝遣使私赂北戎（指契丹），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51）周世宗赐其将佐书也称南唐“必若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犹是远图”。（52）这些文献均以五代为“中国”，未见称南唐为“中国”之记载。《新五代史》称“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53）又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常贡奉中国不绝”，（54）将钱镠所建吴越政权划到了“中国”之外。《旧五代史》称，后唐“庄宗亦不能以道制御远方，南海贡亦不至，自是与中国遂绝”，认为南汉“妄自尊大”，“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55）也没有称南汉为“中国”。那时，南汉也认为中原的五代是“中国”，如南汉将领邵廷琄曾对其主刘鋹说：“汉乘唐乱，居此五十年，幸中国有故，干戈不及，而汉益骄于无事，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他“劝鋹修兵为备，不然，悉珍宝奉中国，遣使以通好”。（56）表明也是以中原地区的五代和北宋为“中国”，没有自称“中国”。《旧五代史考异》称“杨氏据江、淮，故闽中与中国隔越，审知每岁朝贡，泛海至登莱抵岸”，（57）也没有说王审知所建的闽政权是“中国”。可见，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并没有自称“中国”，但它们都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都承认它们是“中国”，少有疑义者。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在这些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民族和政权中，不仅有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有华夏乃至汉族及其政权，如夏、商、周以及三国时期的蜀国和吴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等等，当时都没有自称“中国”，但人们一致认为这些政权都是“中国”。其实，中国古代自汉代以后，“汉”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如宋人朱彧曾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58）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说“鲜卑谓中国人为汉”，（59）称“汉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汉人，犹汉时匈奴谓汉人为秦人也”，（60）又说“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儿、汉人之类，皆习故而言”，（61）他还在为契丹“朝廷制度，并用汉礼”作注时说“北方谓中国为汉”（62）等，均说明汉代以后多谓“中国为汉”。这就是有些汉人政权在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人们仍然承认它们是“中国”的主要原因。人们承认这些政权是“中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权后来皆被“中国”所继承，成为“中国”的一个远源或近源。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为“中国”所继承，并成为“中国”的一个远源或近源的民族及其政权，均属于历史上的中国民族和政权，都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正由于此，秦汉以后的“中国”仍然存在复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