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蒙古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元朝，也以中国继承者自居。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他“建元中统”以“见天下一家之义”，（69）改国号为大元是“绍百王而纪统”，（70）明确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这无疑是忽必烈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表现。忽必烈在给日本的国书中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71）后“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铁木儿塔识曰：“刺探在敌国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之盛。”（72）刘宣在劝谏元世祖罢征日本时也说：“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73）这里所说“中国”都是指元朝。那时，虽然有人仍然抱着汉族和汉族政权是“中国”的观念不放，不承认元朝是“中国”，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74）但后人多承认元朝是“中国”，明人所修《元史》以及近人所修《新元史》被列入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和“二十五史”系列就是最好的证明。《元史·地理志》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吐蕃也正式成为元朝控制下的一个区域，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统辖的一部分，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第一次将复数“中国”变成了单数“中国”。
    虽然元朝，完成了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的转化，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正式形成，但到了明朝，这种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又出现一些反复。元朝灭亡后，一部分蒙古人退回大漠，仍然使用“元”的国号，后来分裂为瓦剌、鞑靼等，虽然他们声称“今方普天率土，天朝皇明为尊，实上天之元子，为华夷之正主，九夷八蛮，各受封贡”，（75）赞成明朝有关“华夷一家”的说法，（76）并承认明朝天子为“华夷之正主”，但他们自称为“大汗”，另立中央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单数的“中国”又回复到复数“中国”的状态。
    以满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清朝，也自称“中国”，（77）并于顺治元年（1644）灭亡明朝；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加强了对南海诸岛的统辖；二十八年（1689）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三十六年（1697）平定准噶尔；五十五年（1716）平定策妄阿拉布坦；雍正元年（1723年）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设青海办事大臣；五年（1727）设驻藏大臣；同年与沙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阿巴哈依图界约》、《色楞格界约》，六年（1728）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及规定通商办法等；同年与安南勘定国界；十年（1732）平定噶尔丹策零变乱；十一年（1733）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阿睦尔撒纳变乱；二十四年（1759）平定天山南路回部大小和卓的变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二十七年（1762）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并编成《乾隆内府舆图》（又名《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乾隆十三排图》），（78）二十九年（1764）编成《大清一统志》500卷，明确了大清统治的疆域和范围；五十七年（1792）打败廓尔喀的入侵，尽复西藏失地。经过乾隆皇帝所建立的“十全武功”，（79）清政府最终完成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并在以前各朝对“华夷一体”中的“夷狄”未做严格区分的基础上，（80）根据历史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将“夷狄”明确划分出了“内藩”和“外藩”两大部分，并视“内藩”为“中国”之内属，视“外藩”为“中国”之外围，明确了“中”、“外”的划分，使复数的“中国”在明朝一度出现反复的情况下又重新转化为单数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如夏、商、周并没称自己的政权为“中国”，但后人皆以夏、商、周为“中国”最具典型的代表者；三国时期的蜀国和吴国在当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人均以其为汉族建立的政权，与曹魏一起并称“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在当时也没有自称“中国”，但后人也以它们多为汉族建立的政权，与五代并称“中国”。这就使秦朝以后的“中国”仍然表现为复数。这些复数的“中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元朝所形成的单数“中国”又出现一些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又重新转化为单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
    笔者虽然赞成以清朝统一全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形成和确立的标志，但不赞成用这一时期的中国疆域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固定下来，主张“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动态地去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疆域。（81）
    注释：
    ①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同氏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34页。
    ②参见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③乐产，《资治通鉴》注作“乐彦”。
    ④《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⑤《资治通鉴》卷6，始皇帝三年条。
    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⑦《资治通鉴》卷75，魏嘉平三年八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