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六日以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是，德军第一、第二军团急速向麦茨背后迂回；第三军团很快楔入巴赞和麦克马洪两支部队之间，截断他们，使他们不能会合，甚至不能配合作战。在麦克马洪的部队很少有可能到达麦茨的情况下，巴赞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立刻向马尔纳河畔的夏龙退却是不是更好一些。何况，他的兵力包括骑兵在内也不可能超过十八万人。这样的兵力是根本不足以在战场上同敌人抗衡的。因此，如果他不想把整个法国奉献给入侵者，如果他不想使自己困在一个饥饿很快会迫使他投降或者迫使他在听任敌人摆布的条件下作战的地方，那末他对于立即从麦茨退却的必要性看来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然而他仍在原地未动。”（16）巴赞因循犹豫不决，等他开始退却的时候，德军已经迂回到他的背后了。经过八月十六日和十八日的两次会战，法军的退却完全受阻，十七万多人陷入重围。声名赫赫的莱茵军团-法国的希望和力量一在两个星期的作战以后竟不得不选择：或者在极其危险的作战以后竟不得选择：或者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冲出敌阵，或者投降；这是法国人所无法置信的。”（17）
        关于麦克马洪，在边境初战失败以后不率领所部向莱茵军团的主力靠拢，又铸成了军事上的一个错误。麦克马洪到了夏龙，离开麦茨的路易·波拿巴也到了那里，以后就呆在麦克马洪率领的部队里。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简直成了一个累赘。在夏龙，麦克马洪得到增援，部队人数增到十一、二万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这支部队何去何从，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夏龙和巴黎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夏龙，路易·波拿巴和麦克马洪正在踌躇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拒绝在八里桥内阁里出任陆军部长的特罗胥将军到了夏龙。他力陈，“巴黎周围的堡垒体系只有用来作为巴黎前沿军队活动的基地才能发挥作用。这是约在二十五年前隐约在修建堡垒之后的军事打算。特罗胥这样暗示，如果巴黎不陷落，就可以同敌人谈判停战，就可以使第二帝国免遭第一帝国的灾祸。”（18）这就是说，他主张把集中在夏龙的部队用于防御巴黎的外围。路易·波拿巴和麦克马洪同意特罗胥的观点。但是巴黎政府坚持要麦克马洪去救援巴赞，路易·波拿巴又没有反对。这样，麦克马洪只得率领部队从夏龙经兰斯去援救巴赞。
        由于德军已经楔入巴赞和麦克马洪的部队之间，随时可以从侧翼攻击麦克马洪的部队。事实上，普鲁士威廉王储统率下的德军第三军团一直监视着麦克马洪部队的动向。“在麦克马洪没有完全摆脱王储以前，他去救援巴赞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9）此其一。麦克马洪绕北道而行产生了另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所有直通巴黎的交通线都放弃给敌人；法国最后可用的军队从中心被引到外缘，并被故意配置在离中心比敌人目前离中心还远的地方。如果在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采取这个行动，也许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是在兵力比敌人弱得无可补救、差不多必败无疑的情况一这样做的。”（20）麦克马洪的行动无异自投罗网，此其二。这种轻率的进军简直是唆使敌军俘掳全部的援军，其恶劣的后果已在色当战役中全部看到了。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巴黎的攻守战是战争的中心环节。“如果巴黎被攻占，法国也许会屈服。”（21）由于法军的精锐部队或在色当投降，或被围困麦茨，德军长驱直入，十多天就进抵巴黎城下。“国防政府”首脑特罗胥对巴黎的防御消极懈怠，萎靡不振，无决心，无毅力。因此，有时由于守备部队的坚决要求而进行的出击，例如九、十月间的三次出击，都无力给包围部队以严重的打击。十一月九日，奥雷耳指挥的卢瓦尔军团在库尔米埃战役里取胜之后，打算北上援救巴黎。但是单靠这个军团的力量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而需要巴黎的坚决行动来策应。十一月中旬，卢瓦尔军团的部队向北向西运动，企图绕过德国的监视军而突然出现在包围巴黎的德军面前。德军参谋总长毛奇感到局势严重，立即从巴黎外围抽掉精锐部队去加强监视军，包围巴黎的德军有所削弱。如果巴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攻击点从巴黎出击，“特罗胥赢得胜利是有把握的。”（22）当时，德军第二军团从麦茨调往卢瓦尔河前线，尚未到达，正是法军解救巴黎的绝好机会。但是，只有卢瓦尔军团的运动，不见巴黎的及时出击。等到十一月下旬，德军第二军团已经开到。巴黎及其南北的法军虽然协同作战，同时出击，但是从麦茨开来的德军到达之前两星期的绝好战机已经消逝了。特罗胥等错过了解救巴黎的机会，并且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战略的失策，部署的错误，战机的纵逝，表现得够充分的了。
        三、前线法军的具体行动经常受到巴黎的错误干预；法国反动统治者害怕本国人民的革命甚于外国敌人的进攻。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除军事原因之外，还有政治原因。
        马克思说：“一八七○年法国的灾祸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23）。法军军需供应影响军事行动，造成军事被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第二帝国的政治腐朽。这里再进一步说明，法国的反动统治者怎样从反动的政治需要要求出发，经常错误地干预前线的具体军事行动，招致失败；又怎样从反人民的观点出发，考虑战和问题，而走上投降道路。这都说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还有政治原因。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略应当服从政治要求。但这决不意味着前线的具体军事行动要处处受到干预特别是出于反动政治需要的错误干预。维尔特和福尔巴赫会战以后，莱茵军团本来决定撤退到夏龙兵营，第二帝国政府当初同意。两天以后，它又认为这“会对舆论产生不良影响”，干预向夏龙撤退的事。再加上巴赞的迟疑不决，因此而有巴赞及其部队在麦茨的被困。至于麦克马洪从夏龙出发去救援巴赞，行动轻率，“以致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要，这最像一种coup de désespoir［绝望的行动］。”（24）麦克马洪自己也知道，救援巴赞无疑于把他的军派去送死，但是巴黎政府特别是八里桥坚持要麦克马洪带兵前往。后来连路易·波拿巴也承认，这是“巴黎强迫执行违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则的作战计划。”（25）看来，色当那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