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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初期的日本外交政策(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集刊》 汪淼 参加讨论

    二、向邻国侵略,争当殖民帝国
        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是日本维新志士的民族主义观的组成部分。
        早在开港初年,欧美列强向日本大举侵略的时候,吉田松阴曾说:“……培养国力,迫使容易攻取的朝鲜、满洲、中国服从我国,即由朝鲜、满洲夺取土地,来补偿从俄美所受到的损失。”⑤桥本左内也曾说:“与俄国结成兄弟之邦,略取附近三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⑥后来,这种思想由明治政府的统治集团继承下来,作为新兴日本的国策加以推行。
        1869年初,讨幕战争尚未结束,木户孝允就提出在战争结束后实行“征韩”“使亿万苍生之目光,对内对外为之一转”。1869年末,讨幕战争刚刚结束,明治政府内掌管外事的官员立即开始制造征韩舆论(说俄国要吞并韩鲜,日本须抢在俄国前面)。1870年4月外务省提出《对韩政策三条》,谋划征韩办法。恶意攻击朝鲜政府说朝鲜无理拒绝日本“大修邻好”的要求。有人叫嚣“逼以军舰之兵威”,直接诉诸武力;有人主张采取迂回政策,先与中国缔结“修好条约”,提高日本国际地位,使日本和中国“比肩同等”(在朝鲜政府面前),然后“则朝鲜问题当无棘手可言”。结果是后者主张占了上风,政府决定采取所谓日清交涉先行的办法。
        于是,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遣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等到中国进行邦交和通商预备谈判。开始时,清政府以“大信不约”之词婉然谢绝。后来,柳原再三恳请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翼同心合力。”⑦李鸿章被这番假话所打动,以为“纵不能倚为外援,亦可稍事联络”,才接受了日本使者的要求。
        1871年,日本政府又派遣全权大臣伊达宗城到天津,举行正式谈判。可是,日本方面竟提出一份以《中德条约》为蓝本的条约草案,要求以此为谈判基础。这那里是修好谈判,更谈不到什么“翼同心合力”抵抗列强,分明是学着列强的手法往中国脖子上套不平等条约枷锁,想通过条约在中国得到与列强同等的权利。中国方面拒绝日方草案,自拟以平等原则的条约草案,作为谈判基础。日本使者为了力争援列强之先例,费尽心机,巧妙措词,但仍被中国代表严词拒绝。最后,因日方订约心切(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大体按照中国方面条约草案的原意,制成修好条规十八条,名为《中日修好条规》,于1871年9月13日正式签约。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使西方殖民主义者惊恐不安,叫嚣中日“攻守同盟”、建立“特殊友谊”,向日本政府照会等等。日本政府被列强的叫嚣吓坏了,怕“招致西洋各国不信”、“可能给国家造成难题。”(岩仓等致伊达宗城等的信),竟置国家信誉于不顾,再次要求中国政府修改条文,当然遭到拒绝。其后,日本政府迟迟不批准条约,把换约日期拖延得很久。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中日修好条规》大体上是按对等原则签订的条约,但这个对等原则并非出于日本政府的本意,它签约的目的全在于给侵略朝鲜架设桥梁。因此,《中日修好条规》并不是近代日本睦邻外交的开端,而是向邻国侵略的第一个步骤--敲开朝鲜国门的第一步。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政府于1872年派遣森山茂、广津弘信到釜山进行活动,暗中支持日本商人非法贸易。当朝鲜有关当局对日本官员和商人进行警告时,日本官员反诬朝鲜当局“无礼”、“侮日”等,故意制造事端,“征韩论”的恶浪再次在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内阁中翻腾起来。与此同时,日本黩武主义者又利用发生在1871年的台湾琉球两岛留民相杀事件⑧提出“征台论”。1872年9 月日本政府竟无视琉球主权和中琉历史关系,宣布琉球划为日本一藩。同年12月,日本政府特骋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外务省二等出仕,专门为向邻国扩张出谋划策。1873年4月, 外务卿副岛种臣偕李仙得等以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的名义到中国,主要试探清政府和欧美列强在朝鲜、台湾、琉球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副岛等根据在中国得到的印象作出的判断是,在征韩问题上清、俄政府不会干涉,美国将给予支持。6月,以西乡为首的留守内阁作出征韩决议。西乡要求亲自赴朝谈判,以寻找侵略朝鲜的口实。
        岩仓考察团回国后,留守派和使团派产生了分歧,以大久保为首的使团派否定了征韩决议并迫使西乡等退出政府。
        必须指出,大久保和西乡都是主张向邻国扩张的黩武主义者,在征韩问题上也不存在根本分歧,只有时间表上的分歧。所以,大久保越是压制征韩派,征韩派越是加劲地推动大久保的外征时间表。1874年1月14日征韩派士族九人击伤右大臣岩具视(仅仅是反政府叛乱的一个信号),事件发生后,大久保便把“内治优先”改为“内治”与“外征”并行,把台湾确定为外征的第一个目标。他亲自担任“蕃地问题调查委员”、制定“台湾蕃地处分要略”,任命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为台湾蕃地事务总督、大隈重信为台湾事处局长、李仙得为事务局二等出仕,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指1871年两岛居民相杀事件)之罪”为口实,向台湾兴师问罪。5月2日,西乡从道率三千名士兵向台湾进发,6月3日登陆。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野蛮至极。高山族顽强善战,深处山中,出没无常。加之时疫流行,日军死亡甚多。日本政府见胜利无望,便寻求体面收场的途径。1874年8月,大久保亲自出使中国,利用英美居间调停,向清政府施展讹诈外交伎俩。第一要求清政府承认日本攻台是“保民义举”;第二要求中国赔偿军费。狡诈的大久保正好遇上了阿Q式的外交官李鸿章。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还说“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尝饩牵若干,不居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归国”。
        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台事《北京专条》,其中载明,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出不是;中国对前遇害家属给予抚恤银10万两;中国愿把日军在台湾的修道建房留为自用,补银4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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