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条》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承认琉球人是日本臣民，为日本吞并琉球制造了根据。1875年7月日本政府强迫琉球和清政府断绝关系，1879年把琉球划为冲绳县。
        朝鲜是明治政府向外扩张政策中的头一个大目标，《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进攻台湾都是从不同方向为侵占朝鲜作准备。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后，立刻把矛头指向朝鲜。1875年2月，日本驻俄公使建议，乘俄国无力实行武装干涉之时，全力以赴出兵朝鲜，占领对马岛对岸一岛或一地，以确立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立足点，以备俄国南下。⑨同年4月，驻釜山的日本外务少丞森山茂向外务省提议，乘朝鲜“内讧”之机，“派遣一两艘军舰”，以在对马和朝鲜之间测量海道的形式进行示威活动，希望以此从侧面对谈判施加压力。于是日本政府认为侵占朝鲜的时机已到，决定用炮舰敲开朝鲜国门。
        1875年5月25日，日本政府派遣云扬、春日、第二丁卯号等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示威，接着又测量西海岸。9月20日云扬号驶进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 然后派出小舰艇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军立即开炮，击退入侵之敌。云扬号以报复为名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
        江华岛事件完全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侵略朝鲜的事件，可是日本政府却向朝鲜方面追究责任。1875年12月，日本政府任命黑田清隆和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率6艘军舰3000名军队，以追究江华岛事件责任为名，往朝鲜兴师问罪。太政大臣指令黑田等，此举要以强迫朝鲜政府签订开港通商为主要任务。
        应该指出，此次日本的侵略行径是在欧美列强、特别是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事前，日本政府将行动计划通知驻日各国公使，并取得支持。“外务卿还对美国公使说，这种处理办法与过去培利提督来到下田（对日本）的先例是一样的”。⑩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将《培利提督日本远征记》（泰勒著）一书赠给井上馨，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定能取得成功。
        黑田率领的舰队到朝鲜后，摆开作战的架势，然后要求朝鲜政府代表在事先写好的条约上面签字。朝鲜代表在炮舰威胁下，在1876年2月26日， 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日朝修好条规》。条约内容是：（1）“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有平等之权。（意在否定中朝的宗属关系）；（2）向日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自由通商；（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4）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这是一份典型的不平等条约，是《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模制品，日本从此迈出了殖民帝国的第一步，成为既受别国压迫又压迫别国的国家。
        江华条约是敲开国门的条约，以后的侵略行动远远超出条约中规定的条款。日本为要占领战略要地，在1877年3月强迫朝鲜签订《釜山居留地租借契约》。根据《契约》设置了“特别居留地”，日本在“特别居留地”享有特别权利，例如（1）在那里，除日本人外，不准租借土地；（2）居留地内行政权只能由日本政府代表行使，拒绝被租借国政府或其他派有使臣的国家介入；（3）日本政府可统一施行任意决定的居留地制度，无需事先取得被租借国政府同意；（4）日本政府独占警察权，经常派驻警察；（5）战时可用作军事基地或兵站。这种“特别居留地”几乎等于日本领土的延长，实际上是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点。继釜山租借之后，1880年在元山、1883年在仁川、1902年在马山都设立了“特别居留地”，形成了殖民网。
        日本政府与在朝鲜设立“特别居留地”的同时，还进行政治渗透活动，培养亲日势力。例如，以关心和维护朝鲜独立为名，要求朝鲜骋请日本军事顾问，1881年在日本军事教官指导下成立“别技军”，在军队里安插日本势力。又如，以“独立自主”的招牌，诓骗具有民族意识的年轻官员开化党人，往开化党里派日本顾问，指导“革新运动”。1884年12月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亲自指挥开化党政变（甲申政变），以助“独立革新”之名，行侵略之实。政变失败了，开化党也瓦解了，惟有日本侵略者仍能从中渔利，1885年1月9日，日朝签订《关于明治十七年京城暴徒事件的日韩善后约定》（汉城条约），强迫朝鲜政府“修国书致日本表明谢意”。同年4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日本从中捞到了同中国同样的出兵权。
        自1875年至1885年，短短的十年，日本政府同朝鲜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带有侵略性的条约（江华条约、釜山租借契约、济物浦条约、汉城条约、天津条约），攫取了朝鲜的重要港口以及领事裁判权、无税贸易权、驻兵权、出兵权等特权，把朝鲜变成半殖民地，为吞并朝鲜进攻中国铺好进兵道路。
        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无论日本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给日本政府的向邻国扩张政策补充了新的能源。如果说过去（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扩张政策的根源是统治集团的黩武主义和维新后产生的社会矛盾的话，那末现在就不仅仅是这些了；对近代工业勃兴后产生的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要求不能低估，对列强的怂恿（列强之间斗争的需要）也不能轻视。新的因素使其侵略欲望越来越强，90年代初，日本政府把吞并朝鲜、进攻中国定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
        1890年3月， 首相山县有朋把写好的《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交给阁僚传阅，接着，外相青木按照山县意见书的精神写出《东亚列国之权衡》。《军事意见书》着重论说欧美列强争夺亚洲的国际形势，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英俄必然在亚洲对立，“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侵略之时”，为“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之忧”，就必须把“扩充军备”作为紧急任务。《外交政略论》进一步发挥了《军事意见书》的思想，提出一套向邻国侵略的“理论”。他先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设想一条“利益线”。所谓“利益线”就是“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也就是日本的邻国。接着，便强调在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该国“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极力主张在英俄斗争的漩涡中“保卫”朝鲜。青木的《东亚列国之权衡》更加露骨的主张在近期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山县和青木的意见书的核心是扩充军备、准备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这就是行宪后第一届内阁提出的邻国外交总方针，后来人们称之为大陆政策。这个方针符合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要求，以后历届内阁都承袭了这个外交方针、并加以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