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奴隶贸易的发展与西非不完全一样。它发展得比较早，公元1世纪时，阿拉伯人就在这里经营这项贸易，但是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影响也比较小。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在西非禁止奴隶贸易后，东非沿海地区的贩奴活动才开始猖獗起来。在这以前，沿海地区，同西非沿海一样，也是相当富庶的。16世纪初，葡皇家代理商巴尔博萨（Duarto Barbasa）曾到东非沿海的索法拉、蒙巴萨和基尔瓦等城市旅行，对这些城市的繁华、建筑的优良和管理的井然有序有极深的印象。基尔瓦当时出口有树胶、靛青。甘蔗和“最上等的棉花”。在尼亚萨湖（今天的马拉维湖）以东，居住着后来在贩卖黑人中十分活跃和凶悍的瑶族人（Zao）。 可是在古代，人们都传说“瑶族人是和蔼和团结的”，他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争吵，但从不记仇。陌生人来到村子里，吃饭都不用花钱。他们免费招待。（14）
    这些都是奴隶贸易发生前的情况。奴隶贸易开始后，情况就逐渐变了。葡萄牙人最早在塞内-冈比亚地区贩卖黑奴，16-17世纪，黑非洲输出的黑奴有三分之一来自这个地区。奴隶贸易兴起来后，这个地区的桑海帝国首先发生了变化。帝国内部的小王国和部族的首领都热衷于经营这项贸易，原先友好相处的部族，这时候为了互相捕捉奴隶，你争我夺，彼此竟然成了仇敌。很多居民害怕被掠为奴，被迫南迁。16世纪初，当摩洛哥人入侵时，桑海无力反抗，很快就被吞没了。在贝宁，情况也相类似。19世纪贝宁王国的衰亡，与它的王位继承问题有关，但奴隶贸易也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17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的重心由塞内-冈比亚地区转向下几内亚湾沿岸。在尼日尔河西边的原先属贝宁王国统治的伊博族、贝宁南部的伊策基里（Itsckiri）族和恩霍博（Unhobo）等族人，都一个个地被卷进这种罪恶的勾当里去。在欧洲人的挑拨与煽动下，他们纷纷宣告独立，为了向欧洲人提供奴隶，这些小王国或酋长国之间，兵连祸结。19世纪末，当英国派兵侵入贝宁城时，以美丽和整洁著称的贝宁城市，已经成为一座“血城”。据当时目睹这种情景的一个英国人说，城市的惨状“令人震惊，特别是在国王的住处附近……，树枝上到处悬挂着一具具不幸者的尸体。在一个长200宽300码的广场上，全部堆积着人的尸骨”。（15）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糟了”。古老的刚果王国在经历了400 年奴隶贸易的摧残后，像一个被抽干了血的老人一样，苍白无力地倒了下去。它的属国纷纷独立，王国的首府圣·萨尔瓦多被抢劫一空。1795年，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变成一座凄凉的空城，只有在圣·萨尔瓦多教堂附近还残留着22间屋，住着100来个人。20世纪初，当比利时正式向它伸出魔掌前，它国内已出现了6,000个以上有相当自主权的酋长国，（16）在东非，富饶的基尔瓦和蒙巴萨经过奴隶贸易的洗劫，到19世纪后期，变成了废墟。尼亚萨湖附近以好客著称的瑶族人，这时变成了专门从事抢劫的强盗和贩运黑人的奴隶贩子。1821-1828年英国海军人员访问过莫桑比克境内被誉为“中非粮仓”的基利马内，指出基利马内的粮食连自己的居民也养活不了，说这里到处是一片凄凉，今人绝望，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17）。半个世纪后。情况也没有丝毫改变。利文斯敦在沿着从尼亚萨湖到海岸的商道旅行时，记载了他当时在沿途亲眼看到的情景：“我们从一个脖子捆在树上的女人面前经过，她死了……，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些用同样方式捆绑着的人，有一个人倒在血泊之中。……我们又遇到一个饿得快死的男人……，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漫步时发现许多柱着拐杖的奴隶，由于缺少食物被他们的主人丢弃了……，我们经过一村又一村，经过的许多庭园，全都是荒芜的。”（18）1871年，利文斯敦到达卢阿拉巴河附近地区时，震惊地写道：“我觉得好像到了地狱”。
    奴隶贸易像特大的风暴一样，席卷了黑非洲，使绝大部分的黑非洲遭到无边的苦难。这种悲惨景象的发生是由奴隶贸易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不断扩大生产的规模。可是，在奴隶贸易时期，人们主要从事的不是物质的生产，而是争相捕捉作为生产力的奴隶。为了更好更多地获得奴隶，西方国家不断发动战争，黑非洲国家之间和部族之间也经常以兵戎相见。这些非洲国家和部族被迫作生死的拼搏，他们只有这样一种抉择：要么奴役别人，要么受别人奴役。为了使自己的部族逃脱沦为奴隶的厄运，在奴隶贸易高潮期间，黑非洲普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用奴隶向欧洲人换取枪枝，向阿拉伯人换取马匹；在掌握了枪枝、马匹后就发动战争，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奴隶，然后，又用奴隶去换取枪枝、马匹……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很明显，这种畸形的交换，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摧残。它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只能破坏生产；这种罪恶的战争，不仅使黑非洲的社会经济长期陷于停滞不前，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倒退。19世纪初，法国旅行家迪兰（Durand）到塞内冈比亚的曼丁卡族人居住区时，发现里面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自由人，四分之三是奴隶。与此同时，阿散蒂人口中有50％是奴隶。（19）东非沿海地区奴隶占人口的比例也高达到60％。
    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
    黑非洲在政治经济方面遭受的严重损伤必然反映到它的思想领域里。奴隶贸易前，去过黑非洲的外国旅行家，如利奥·阿弗里卡纳斯、伊本·巴图塔等在回亿中都用赞叹的口吻描述黑非洲社会的良好秩序和团结友爱的精神。巴图塔到过马里王国，他回忆说，马里的“黑人很少是不公正的，他们对于不公正的事深恶痛绝，甚至胜于任何其它民族”。（20）在奴隶贸易时期，这种情况完全变了。漫长的奴隶贸易岁月，迫使非洲人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是参加奴役别人的行列，以便用俘虏来的奴隶交换武器，保卫自己；还是甘冒自己受奴役的风险。当然，谁也不愿充当牺牲品。因此，很多人想方设法成为奴隶贩子。有些国王、酋长为了获得更多的奴隶，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除了把战俘和罪犯等判作奴隶外，还把那些不听自己话，不顺自己心的人，一概判为奴隶。历来被后人誉为比较公正的法律完全废除了。为了要保卫自己不致被劫为奴，人与人之间互相提防，彼此厮杀。更为可怕的是，欧洲人在捕捉和贩运奴隶时对奴隶在肉体上采用灭绝人性的做法，例如近于侮辱的身体检查和身体上烙字等，妇女还经常遭到人身摧残，其结果是，人的尊严一扫而光，社会道德一落千丈。（21）
    这里，举两个例子来做说明。它们都是从奴隶贸易时期开始发展，而至今仍然没有消失。它像两棵挖不尽、斩不绝的毒草，残留在黑非洲的土地上，有的甚至还在蔓延、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