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77-78页。不过他本人倒是意识到这种“写法”的弊端，见第13-14页。
    （40）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页。
    （41）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法》，见《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丁国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该文原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9卷，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3年，第202-206页。瞿同祖当时读过此文，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自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2）苏力：《在学术史中重读瞿同祖先生》，《法学》2008年第12期。
    （4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41页。瞿同祖是认真读过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因为他引用了后者的书（不过瞿同祖使用的版本为1922年，笔者未见该版本，内容上应无大的差别），见瞿同祖前引书，第221页之注九。其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篇中使用的术语未必就没有梁启超的“影子”，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50页。
    （44）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11页。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瞿同祖在理解“儒家化”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由于问题较为复杂，笔者拟另文讨论。
    （45）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见《瞿同祖法学论著集》，第361-381页。该文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四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1981年，该书重版时，将“调协”改为“以礼入法”。
    （46）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47）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前言》，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该前言由魏特夫所写。在同页，他提及王毓铨扮演的角色是“摘录、翻译和注释了有关秦汉社会主要方面的基本资料”。
    （48）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该书被纳入“燕京学报专号之五”，他考证了“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及版本情况，还对《辽史》进行“补”、“校”。
    （49）夏鼐：《冯家昇论著辑粹·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2页。冯家昇在美期间，除与魏特夫进行学术合作外，也有自己的“副业”，如学习人类学。参见张秀龄：《冯家异传略》，同前，第507-508页。
    （50）它接近于后来的“专史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7-119页。
    （51）杜敬轲：《编者序》，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页。
    （52）这一点，魏特夫在序言中也指出来了，见《汉代社会结构·前言》，第2-3页。作为译者，邱立波感觉出两人的“争议”，见《瞿同祖先生的著述与学问（代译跋）》，同前，第418-425页。另，按照邱立波的看法，瞿同祖是按照《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架构来组织《汉代社会结构》，应可信。不过笔者以为，他之所以不涉及汉代其他方面的内容，是因为已有相关的论著出版了，见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该书据广业书社1928年版影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从常理上推测，瞿同祖是看过此书的，不过笔者并不确定。
    （53）瞿兑之、苏晋仁：《两汉县政考·引言》，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第1页。按：该引言写于1943年。有关瞿宣颖（字兑之）的生平及其著作的概要情况，参见尹娟：《班马志业，王谢风流--论瞿宣颖的文献学成就》，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5-21、35-56页。
    （54）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1-2。有论者指出了该书“无时间性”的特点，并认为瞿同祖的“描述太过灰暗了”，“地方政府在十八世纪应该比十九世纪早期更有效率些”，Wolfram Eberhard,Review,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8，No.2 Jan.,1963，p.465.
    （55）从功能的观点来看，区分制度的表达与实践是很正常的。他说，“讲到法律的实效问题，我们应当感谢人类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