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当在20世纪有识史家探索历史编纂所作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20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即分别探索用一种新综合体来撰写中国通史。首先应提到章 太炎，他的努力明显地是受了章学诚主张的影响。他当时已确立了进化史观，有志于撰著《 中国通史》，旨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和“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他所设想 的《中国通史》体裁系以五体构成：一为表；二为典（拟设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 典，食货典，共12篇）；三为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等） ；四为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等共9篇）；五为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 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章太炎的主要探索之点是要继续章学诚的工作，他认为章学诚的 主张是“大势所趋”，故他所设想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设立的。章氏的 设想和论述主要见于《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他冀图解决的重 点是要体现“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大势，他认为只有如章学诚所说，吸收纪事本末体的 优点才能解决。故其探索在总体上是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糅合进纪事本末体的因素。
    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的探索，与章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氏于20世纪初即酝酿写《中国通 史》，后至1918-1920年才集中精力写出部分章节，最著名的有《春秋载记》、《战国载记 》，还有《志三代宗教礼学》、《志语言文学》、《春秋年表》、《战国年表》等，以此 与梁氏于1918年致陈叔通的信相印证。他所确定的《中国通史》的体裁，是以载记、年表、 志 略、传记四者配合而成的综合体。这是梁氏在历史编纂上的重大创新。在此体系中，“载记 ”明显地是主干部分，其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各个时期的“载记” 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面论述历史演进的主线。“载记”的设置，与章太炎设想以“记” 反映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大势可谓异曲同工，反映了20世纪初史家所持的近代学术观点比 传统史家有重大的进步，这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梁氏的“载记”与章太炎的“记” 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更加系统。其他“年表”、“志略”、“传记”都与“载记”相配合 ，这也是与章太炎的设想相类似的。梁氏写成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得到近代 著名史家张荫麟的高度评价，认为可以压倒欧洲史家吉朋、麦可莱等人的著作。梁启超既洞 悉传统史学各种体裁之利弊得失、善于抉择和继承，又能站在20世纪初的时代高度，对纪传 体进 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再创造，恰当地解决叙述人类进化、因果关系、历史演进大势这些近代史 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他在历史编纂上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梁氏在辛亥革命后明确 地反对沿用旧的纪传体来纂修《清史稿》的意见与此密切地相联系。到今天，时代又前进了 八九十年，我们应该在近代史家合理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能后退。
    20世纪后期在历史编纂上有出色贡献的史家是罗尔纲和白寿彝先生。罗尔纲先生长期从事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20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苦过程 ，至80年代完成的《太平天国史》一书，即确定了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个部分组 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 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做综合的论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 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应取消“本纪”，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表 ”、“志”、“列传”等也都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今天的观点和需要做了改造。
    白寿彝先生对史书体裁做了长期的探索，他于80年代初即明确地提出“要采用综合体裁来 写历史”这一重大理论主张，集中地代表了老一辈史学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之后，对于 唯物史观体会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开阔，至此，对于历史著作应有的丰富内容和包容宏富的 编纂形式二者的统一，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和创新问题，在认识上都达到了升华。白先生担 任总主编，组织和领导全国几百位专家，从事多卷书《中国通史》的撰著，经过二十多年的 艰苦努力，至1999年4月终于实现全书全部出齐，共计12卷22册，计1300万字，被学术界誉 为20世纪史学的压轴之作。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于1989年出版）中，白先生专设了论历 史编纂一章，系统地论述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 裁的构想。以“序说”置于各卷之首，开宗明义，其基本内容为：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 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说明本卷撰述的旨趣。“综述”，是各 卷的主干部分，其任务是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的写法为采用章节的形式，紧紧 地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历史发展的动向。各卷“综述”都体现出鲜明的时间观念， 高屋建瓴地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尽量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典 志”的任务，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其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通过总结旧 史的志目并根据新的观点加以发展，各卷的志目一般包括：地理（包括历史上疆域、行政区 域、都邑、交通等）、民族（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社会经济（农业、牧业、手 工业、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政治制度（官制、选举制度、科举 制度等）、军事制度、法律、礼俗（包括民间习俗）、宗教、中外关系。各卷志目的设立，除 体现各时期社会剖面的共性、全书体系的基本一致以外，还特别要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 点。“传记”则是选择每一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写，体现他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 作用，总结其活动之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弥补近百年中通史著作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 。白先生又特别强调在“通”字上下功夫，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地研究每一历史时期 各方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
    白寿彝先生和罗尔纲先生都以善于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在历史编纂上向前推进，写成了受 到学术界重视的系统史著。他们的理论和成功经验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