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以其纪、传、表、志协调配合的架构而具有类例易求、容量博大的优点，但它内在 的弊病也历来为有识之史家所指摘。唐代刘知几说纪传体难免存在将史事割裂断离的缺陷。 乾嘉时期章学诚则以为纪传体不仅存在技术上的毛病，其要害更在“大势难贯”，即难于贯 通历史之大势，因此他十分推崇南宋袁枢创立的“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纪事本末体 。但他不同意从根本上推倒传统的纪传体，而是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创新 主张，具体来讲，就是重新构建由纪、传、图、谱四个部件组成的新型的纪传体体裁。为 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和设计，章学诚和邵晋涵还往复通信讨论如何改撰已成的《宋史》。章学 诚依傍传统而不墨守成规，大胆创新而重推陈出新，他的重视史学编纂理论的研讨同时又力 求用之于指导史书纂修的实践，以及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传统体裁熔铸于一 炉以创建综合体新体裁的思路，对我们来说都极富启迪意义。当然，我们今天通过百家争鸣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在创新时注重吸收传统史学的丰富营养，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形式，就有望比章学诚做得更好，逐渐从实践中摸 索出一种既能够充分吸收传统史学之合理成分，又能容纳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的内容的体裁， 从而编出一部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可的堪称“二十五史”的清史。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那将是 文化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上面谈的总起来一句话，就是拟议中清史的体裁还是应该沿用纪传体但同时又要强调贵在 创新为好。下面就按照这一思路，提出以下几点有关体例的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纪”由旧体帝王“本纪”演化而来，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做根本性改造。似可仿 效《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网罗清朝历史大事于其中，重在揭示有清一代盛衰荣枯 的 历史轨迹。
    第二，“列传”亦仍沿用旧名，皇帝已不专设“本纪”，而分别立帝传。“列传”似应成 为清史的主体。
    第三，“志”仍沿用旧名，内容有类于今之所谓专门史，重点放在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 ，特别应加强经济、社会和文化学术方面的容量，食货志似可分解为若干个志，可考虑另辟 新志以容纳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最近戴逸先生特别提出，除旧有的志目外，应增设农业、 工矿、商业、对外贸易、交通、财政、金融、宪政、宗教、科技、城市、民俗、灾赈、学术 思想，以至文学、艺术、报刊、译文等志目。应该说，“志”最见学术研究深度，也最能反 映时代精神，故志目的创新应下功夫反复斟酌推敲。
    第四，仿纪事本末体新创“纪事”类目，记一事或一类事的始末。《晋书》创“载记”专 记十六国史，这里为省并类目，只是将“载记”换为“纪事”而已。可否归入“纪事”？“ 纪事”形式灵活，如南明、太平天国不奉正朔，自为国家，有些贯穿数十百年的大事，亦可 纳入“纪事”，例如平准和南巡，乾隆高度重视，特别是平准，贯穿康雍乾三朝六七十年， 是清朝战略全局中的重中之重，对今天亦有重要意义；还有不少“纪传”和“志”不好容纳 的内容也可归入“纪事”。梁启超说过：“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 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可见纪事本末介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最好起沟通作用， 清史体例之创新，似乎最应在此着力。
    第五，增加“图”特别是舆图，与“表”合为一个类目。
    综上，拟议中的清史是由“纪”、“列传”、“纪事”、“志”和“图表”五部分组成的 纪 传体断代史，亦可称为新综合体的断代史。
    清史纂修与纪传体的改造
    纂修清史应采用什么样的体例？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纪传体。瞿林东先生指出：“清 史作为二十四史的续编，除了纪传体，别无选择。”并叙列了纪传体清史应包括纪、传、志 、表、图、载记六部分。瞿先生的意见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首肯。采用纪传体纂修清史，正逐 渐成为众多史家的共识。
    然而，如何运用纪传体编纂清史呢？是照搬“二十四史”，还是“旧瓶装新酒”，或者是“ 穿新鞋走老路”？这在学界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其实，就我个人管见，照搬正史恐怕难行 得通，应立足于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对纪传体进行改造，赋予纪传体以 新的思想风格和人文科学精神，充分体现先进历史文化的内涵。传统的纪传体无论如何都很 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对之进行改造。事实上，纪传体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史记》到 《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隋书》、《明史》，其内容类例都有调整 ，并未固守不变范式，虽仍称纪、传、表、志，但撰写与表述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尽管历 代封建王朝编纂正史，对纪传体的变动“区域有限”，但也能说明“古往今来，质文递变， 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史通》卷一《六家》）的道理。封建社会的史家撰写封建王朝的正 史，尚且知道体例的变革，我们处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时代，纂修清朝的历史，就更没有不 变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