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代修史与清史纂修
    易代修史是我国治史的传统。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往往都会设立史馆，纂修前史 ，希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后代提供借鉴。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从修史的角度来看，易代修史有许多好处，它为公正客观地修史提供了空间。历史纂修是 以主观形式描述客观事实的一种行为。虽然历史纂修的目标是要求主观不断地接近客观，但 是，在修史的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太近，观察者则 不易审视历史的全貌，分析立论会有很多局限。特别是当纂修者身处某一环境时，由于各种 利害关系的影响，修史之中必然会有很多忌讳。而易代修史则为避免此种弊端创造了条件。 此外，由于易代修史“去古未远”，许多当事人仍还健在，资料搜集整理都很方便，为修史 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我们今天纂修清史，从时机上来讲是成熟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清史纂修已经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事不宜迟的 问题。清朝灭亡至今已经将近百年，由于多种不可抗因素的影响，能反映当时历史的史料和 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人已愈来愈少，这对纂修清史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孔子 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徵之也。”（《论语·八佾》）清史纂修同样如此，因为目前我们对清代社会的某些 情 况“耳目犹接，尚有可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事情则不免“事迹湮没，无可记 录”。因此，纂修清史宜早不宜迟。从我国治史的传统来看，历朝修史也多是本着这一原则 的。大多数史书的纂修，都是在旧朝结束不久即开始的。唐修隋史，距隋灭亡仅四年；后晋 修唐史，其间相距为五年；明修元史，在灭元当年即开始；而清在入关后第一年，就开始设 馆纂修明史。
    二、清史纂修与政府的参与支持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修史。早在东汉时期，汉明帝就曾令班固等人在兰 台、东观等处修史，并修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史书--《东观汉记》。魏晋以后，国家 对 修史愈加重视，设立了专门负责修史的史职，并且职掌日渐明细。唐贞观三年，唐太宗“别 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自此以后，由政府设立史馆， 并组织专人纂修史书的制度开始确定，官修正史逐渐成为定制，而且机构、制度愈来愈完备 。宋代设有编修院，元代设有翰林国史院，明代设有翰林院，清代设有国史馆，这些都是专 门负责国史纂修的机构。在这些机构内，设置了编修、纂修、检讨等修史人员，分工明细 ，资料丰富，资金充足，“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而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唐六典 》卷九，《史馆》）。而且为了表示对修史的重视，从北齐开始，统治者就指令宰相监修国 史，并逐渐形成一种定例。如唐修梁、陈、北齐、周、隋等五朝史时，以宰相尚书左仆射房 玄龄和魏徵为监修；宋修五代和唐史时，以宰相薛居正和欧阳修为监修；元修宋史时，以宰 相脱脱为监修；明修元史时，以宰相李善长为监修；清修明史时，则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 廷玉为监修。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使得官修正史的制度逐渐完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封建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是有其目的和局限性的。他们垄断修史 的权力，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其专断下，史官修史不得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标准，纂修 之时，曲笔回护，虚美隐恶。这种情况下修成的史书，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二十四 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8页）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封建政府在历代修史中的消极作用而否定政府参与在清史纂修中的必 要性。因为无论从修史本身还是从其影响来看，纂修清史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而 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事业，其涉及面广，影响大，牵一动万，离开政府的支持参与，许多工作 是难以展开的。时代的不同，社会的发展，性质的差异，决定了政府的参与对修史的作用和 传统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之所以需要政府的参与，并不是说要以行政命令 来 影响主导历史纂修的客观性和严肃性，而是希望能在政府的支持参与下，使得清史纂修工作 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为清史纂修创造条件，解决困难，尽快尽早、保质保量地完成 这一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
    三、清史纂修与广集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史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司马迁、班固等人纂修的《史记》、《汉 书 》等著作，都是中国史学纂修史上以一人之力成一朝之史的典范之作。这些史书在许多方面 开创了我国历史编纂的先河，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个人修史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已很难胜任历史纂修的要求，集合各 方面人才修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我国历朝修史的传统来看，自唐以后，每一次大规 模的修史，采取的基本上是汇集各方面人才集体纂修的形式。
    唐初，为了“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新唐书》卷一，《褚遂良传》），太宗下令设馆修 史，除了在制度、机构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外，还结集了如魏徵、褚遂良、令狐德棻、 李延寿、姚思廉、李百药、李淳风、颜师古、孔颖达等一大批名家。李延寿、姚思廉、李百 药皆有家学渊源，专于治史；令孤德棻长于文学，纪传叙事“爽洁老劲”，“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二）；李淳风则是著名的星历专家，他所修的 “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唐初之所以 能在短时期内修成多部史书，众多人才的参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宋修《新唐书》，同样也召集了如宋祁、欧阳修、王畴、吕夏卿、刘羲叟等一大批人才。 宋祁、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负责撰写《新唐书》的本纪、志、表和列传部分，“法 严词约”（《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刘羲叟则“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宋 史》卷四三二，《刘羲叟传》），因此，“及修唐史，令专修律令、天文、五行志”；吕夏 卿“学长于史”，“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唐书最有功”（《宋史》卷三三一，《吕 夏卿传》）。
    清代修《明史》时，则通过开“博学鸿词科”等形式，广延天下名士，尽管许多人没能应 征，但还是网罗了如万斯同、毛奇龄、汤斌、彭孙遹、朱彝尊、潘耒、尤桐等一大批名重 一时的人才，此外，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等人也参与了讨论。这批人大多是当时的经史 名家，如万斯同，“于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 熟悉”（黄百家：《万季野先生墓志铭》）。他们的加入使得《明史》的纂修很快步入正轨， 对整个《明史》的纂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明史》之所以能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 部，这与参与纂修的众多名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