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现实面前，宣扬世界历史以西欧为中心的单线进化论已使人们产生了隔世之感。正如英国史学家阿克顿爵士吞吞吐吐所承认的那样，“兰克已不完全适合我们的时代了”。另一部美国出版的《世界通史》在导言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文中写道：“西方与非西方之分，西方为主与非西方为辅之分，已完全不适用了。”这些话，我们把它当做西欧中心论破产的注脚，是再好也没有了。
    在西欧中心论日益瓦解的情况下，在解释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观方面，西方史学界又派生出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如所谓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对立说、美国中心论等等，不一而足。欧洲中心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那末，欧洲中心论一词同西欧中心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认为：欧洲中心论就其本质来讲，同西欧中心论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观点同样也强调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优越论和历史的单线发展，同样以实力为依据。不同之处在于，西欧中心论仅将西欧一隅看作世界历史的中心，而欧洲中心论则将所谓“中心”的范围扩大到了东欧及北美；西欧中心论仅宣扬西欧民族或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感，而欧洲中心论者则将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白种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不仅限于西欧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同时也包括了沙皇俄国史学界中的许多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种观点在西方许多史学家著作中已开始出现。如德国著名的现代史学家特罗埃耳奇在一九二二年就曾讲过：“对于我们来说，只存在欧洲文化通史。”⑦值得注意的是，特罗埃耳奇对于“人类的欧洲部分”的理解还包括了“美洲人”（北美--本文作者注）。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史学家巴拉克劳教授也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规模，并将俄国也划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他说：“现在与其说要详细地研究俄国史，不如说是要把这历史纳入我们关于欧洲史与世界史的概念之中”。⑧1932年出版的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三人编写的《世界史》一书也反映了更为明显的同一倾向。该书作者认为：欧洲白种人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一直担任着“历史的主角”。该书也将俄国纳入了“历史主角”的范畴。书中写道：“俄国对西伯利亚区实行的殖民地化和基督教化，使得欧洲的文明在地理上大为扩展了。”⑨以上这些论点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将俄国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及美国也划入了“中心”的圈子。而这些在西欧中心论者的著作中却是难于见到的。
    由此可见，这种扩大了的西欧中心论才是较完整意义上的“欧洲中心论”。如戴裔同志所下的定义：所谓欧洲中心论“一般以欧洲史、欧洲民族国家及其向世界各地殖民活动史为主要内容，抹杀了世界上其它地区民族国家的历史及其业绩”。它在内容上表现为“力图透过世界史来阐明欧洲白种人及其文明的无比优越，从而为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辩护”。⑩
    以上列举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一个转变趋势。他们的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它是在西欧中心论已无法解释历史的进程时，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们企图以扩大地域概念的方式顽固地坚持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优越论为基础的世界历史单线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它们的目的在于以狭隘的地域、民族或人种概念来模糊世界人民的阶级意识；曲解和掩饰正在发生的社会形态变更的意义，从而达到否定人类必将导向共产主义的共同规律性。另一方面，它的目的还在于为继续维持对广大亚、非、拉美人民的统治制造理论基础。从本质上来讲，欧洲中心论仍是西欧中心论的改头换面。
    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欧洲中心论则是以另一种内容表现出来，其特点是以宣传大俄罗斯和泛斯拉夫主义为主要内容。其论点是：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的中心就转向了俄罗斯等等。另一方面，它仍宣扬白种人的优越感和对非欧洲民族的鄙视。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学界虽也曾对西欧中心论及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仍存在着某些欧洲中心论的残余。随着以后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抬头，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也一度大为蔓延。如在苏联一些史学著作中，将欧洲各个社会形态都作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典型”，而将世界其它一些地区的同一形态则称为“次生”的或“变种”。一些苏联史学家将发展的不十分典型的欧洲封建制作为“典型”，而将我国发展的十分典型的封建制却作为“低级”形态来对待。更有甚者，当我国对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展开探讨与批评时，一些苏联史学家竟傲慢地宣称：中国人不配批评“欧洲中心论，只有欧洲人才配”。他们把周谷城先生等中国史学家肯定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史中应有作用的著作称为“不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中心论’，而且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汉族中心论’”。这些方法论或言称反映了在苏联史学界中欧洲中心论的流毒还远未肃清。他们对世界史的研究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正确轨道。
    为什么在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史学界中，还有人抱着欧洲中心论不放呢？我们认为，无论西欧中心论也罢，欧洲中心论也罢，其实质都是以现实的实力为解释世界历史的依据，坚持欧洲中心论，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以此显示自己权威的合理性，为推行自己的“模式”，使别人完全听命于自己寻找精神支柱，为实行霸权主义政治服务。这就是苏联史学界中欧洲中心论存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