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现代性在各地皆意味着同一个事或展示相同的特征，“另类性”是针对于此而出现的。但这并非来自其无处不在的特征。现代性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圜局中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些圜局把现代性同化或“翻译”到该圜局中，并因其影响而发生转变。也正是在现代性的本质之中，因其对持续变迁的承诺而无尽地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产生出新的现代性。用卫雷蒙（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文化变迁术语来说，现代性的宰制因残余和突现之持续地交互作用而成为可能，也因此受其制约。[3]“另类”这一形容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原初的欧美模式相参照的，但也易于用来指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的现代性。由此，欧美模式可能不再作为标准来衡量现代性，而仅仅是作为“另类”之一。这是查迪皮（Dipesh Chakrabarty）常为人所引用的“把欧洲省级化”[4]这个术语所指涉的意涵。
    第三点随之而来。现代性是与不同的文化实践协调一致的。这可能如其经常意味的那样，现代性是“无文化的”，可以用于不同的文化遗产。如蒲卡乐（Carl Pletsch）30年前提出的那样，这就是现代化话语，把现代化看作是从传统（文化）走向由科技理性所统治的现代性，并因此意味着无文化。②这曾在南半球国家（the Global South）以现代性作为“技术”的工具化处理方式中得到回应，中国坚持区分“体”（substance）和“用”（function），以前者指本土价值，后者指现代性实践，也呼应了这一点。③这也同样并经常意味着虽然有一个现代性文化，但它在所有时候都是复杂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不是现代性文化驱使其竞争者消失，而是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之中产生出新的文化现代性。这曾经是后殖民批判主义者坚持把“杂交”（hybridization）作为文化过程，以及坚持其亲缘性观念文化翻译或“翻译的文化”时的一个共同主题。[5]也正是杂交这个概念使拉布诺（Bruno Latour）提出了“我们从未曾现代”的论断。[6]
    这个术语的三个意涵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明显，而当代各个社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很明显，所以上述这一切都可能是再明显不过。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纵横交错，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出复杂的互动，上述这些就是现代性的意涵。
    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另类的？对谁来说那是另类的？很明显，诸种“另类现代性”在走向差异的意愿之外可能意味着什么？其空间所指和时段所指为何？这一思想为何走向意识前沿？什么时候走向意识前沿？这些都得到广泛的关注，穿越了那些发展的分水岭，并采取了文化转向。如果我们为差异问题引入一个伦理的维度，这些问题就会更为复杂：所有的差异都是人们所想要的吗？在缺乏作为普世原则、能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范式的情况下，由谁来做出决定？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主要困境，正如在各个社会中乃至全球政治最高层中许多争争吵吵所显现的那样。
    从分析的角度来说，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另类现代性”中时空指涉的模糊性，这一模糊性来自于其作为一个概念而进行的广泛而不同的展布。这些展布从坚实的“文化特殊性和植根于该地点”对现代性的解读，到将现代性高度抽象地等同于各民族和文明空间。④从纵列来看，这些用法提示我们，就现代性的空间性来说，在“另类”之中有“另类”，这一提示也受到标识现代性历史特征的冲突所支持。现代性空间，即其社会性、文化性乃至政治性空间，更进一步因各种矛盾而千疮百孔，因地方的、国家的、文明的和全球性的对现代性的不同诉求而冲突，也因不同阶级观念、性别观念、族群观念、城乡区隔观念等而导致的不同社会空间的冲突，已经明显是千疮百孔了。
    诸种“另类现代性”的空间如此，其时间也差不多。这里的辩论展现出很宽广的寻求他性的理由：从遭遇现代性时他性的历史性出现，到断言各种蔑视历史的文化之间存在类似永恒目的论的差异。用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说，历史辩论似乎是最普通的辩论：他性乃是特定历史圜局中现代性过程的产物。这个辩论是反对现代化话语中传统和现代性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这个话语把现代性看作是功能整合的整体，把二者的关系看作是零和（zero-sum）关系。⑤在极端上，这个辩论抓住了土著空间里的现代性，它只有在服务于传统时才能得到理解。在一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政治学训练出身的土耳其现任外交部长认为，各伊斯兰社会有必要实行另类现代性，因为他们的各种文化在目的论上就不同于欧美的那些社会。这一辩论的极端版本曾由中国人表达过，他们似乎相信中国性（Chineseness）是基因禀赋的。⑥这些差异也明显造就了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于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问题的不同取径，它们处于非常当代的现代性矛盾之源。最明显的，乃是自由派或左派多元文化主义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安置到文化政治议程中的“文明的冲突”这两个矛盾之源。另一方面，就它们给予文化持续性（以及其极端文化主义）的分量而言，我们很容易把它们与从政治和社会认知角度出发去寻找的诸种另类现代性区分开来。后者从1980年代以来遭受严重倒退，尽管依旧没有从极端性思维阵营中消失。例子之一即哈迪（Hardt）和纳格李（Negri）所提议的“改造-现代性”（alter-modernity）概念，这个概念在大众进行全球性斗争，反对各个地方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反民主政治时，强调各个人类主体的文化翻新。[7]
    时间性问题尚有另一个维度，与批判地评价“另类现代性”诉求有关。未来可能是留给现代性更不用说诸种另类现代性去处理的，但有关诸种“另类现代性”的话语极少涉及未来。它提示的各种另类未来是反对现代化话语之目的论的，这与其同时重新肯定全球性相违。其对未来提出的文化和历史诉求，遭受到与现代性自身一样的不稳定性。在当前世界以各种文化和民族混合日益强化为特征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我们时代所理解的差异可能会重新塑造，并造就新的团结和区隔。“另类现代性”的各种空间将安置在哪里呢？其他性本质又会是什么？我们可以就现状和过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诸种“另类现代性”的人更接近于他们与之另类的人，还是更接近于他们认为有着同样文化身份的国民或同一文明的人？很显然，就我们所关注的和有关历史与现代性观念的知识取向方面而言，尽管我们与会的各位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知识背景，但所分享的文化空间，即远比上一代历史学家们所分享的要一致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