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经济政治权力等原因而重要，而经济政治权力与各种话语权并非无涉。在不即时显明的理由上，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很重要：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塑造过现代性，自身也担负着其各种文化环境的标志。如果资本主义像现代性一样诉求其文化环境的独特性，一如今日经常呼吁的那样，那么欧洲的资本主义就与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没有差别。资本主义和各种欧美现代性的历史纠葛，意味着只要这些现代性曾经受到过资本主义的塑造和推动，那么，曾经提供环境让资本主义上升为全球霸权的欧美各社会，它们的各种文化遗产就为资本主义所承载。小看资本主义和各种欧美文化之间的这一关系是错误推理的一个根本原因，正如当代中国领导人乃至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可以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而将各种所谓的“西方”价值排除在外：这些“西方”价值一直把诸种“另类现代性”的国家工程，和抑制文化与政治另类方案相结合，因为文化与政治另类方案要求从既有权威结构中获得自治并反对既有权威结构。⑩资本主义并非“免受文化影响的”（culture-free）。它呈现自身的文化，并可以从一个社会传输到另一个社会，但它也可以是传输自身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工具。
    换句话说，资本的全球化也表明塑造过其发展的欧美各个社会的价值的全球化。寻求诸种“另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与全球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文化现实发生冲突。它们甚至可能代表对这些冲突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回应，特别是围绕若干处于竞争中的中心资本出现极化的全球场景中，起作用的那些价值出现繁殖。竞争是足够激烈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这些来自不同历史遗产和经验的价值相互竞争，以声称诸种“另类现代性”自身是相当现代的，因为它们现在从各个地方得到成功应用，而这些目标与当初刺激它们起源时的社会和政治理念是相违的。一个出众的但绝非唯一的例子，是儒家与资本主义的联姻导致资本主义在东亚各社会得以发展。这些社会甚至比欧美各社会还要热衷于“发展”，而这个“发展”正是诞生于它们曾反对的欧美现代性中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媒介，它们也传播到世界各地，欧美价值成为全球价值储备库中的一部分，即便在其孕育下土著价值重新绽放而挑战它们。（11）
    诸种“另类现代性”这个词最显著的是用来与民族和文明相参照，表示在其边界之内的文化一致性，而这又是与同时在现代性圜局之中诉求“文化复杂性”相违的。文化一致性假设可以用于国家、社会中的霸权群体，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而它们自身则讽刺性地是它们寻求加以利用的现代性的产物。这些假设与全球针对现代性提出无所不在的异议相冲突，包括该思想的诞生地。如果现代性确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与现代性的冲突就不限于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限于具体化的东西方观念，而恰恰是全球各社会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政治空间化的强调，模糊了它们内部对现代性的前景有着深刻的不一致意见，而这又包括意识形态导向和政治权力等问题。诸种“另类现代性”只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对现代性的不同应对，但这些社会并没有类似的利益或文化倾向。同样重要的是，特别是我们今天，随着人口流动、商品流动和各种文化实践活动拓展、扭曲和撕碎文明和民族，文明和民族的准确边界在哪里？
    现代性的矛盾，以及搜寻另类的努力，乃是现代性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可能见证的是现代性矛盾的普遍化，这不是现代性和传统的冲突，而是诸种“另类现代性”为竞争霸权和优势的冲突。如果用诸种“另类现代性”这个词去理解现代性的历史性，那么它就是无可争议的。如我们所知，它们代表的是现代性的深远发展并入了新的社会和文化空间，而不是与现代性相断裂。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见证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各种模式之间的竞争，但所有的模式都属于现代性。这个现代性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有赖于竞争的结果，但不可能的是，基于目前的证据，现代性会游离于资本之外。无论如何，其新的组成部分要求承认它们的存在，过去一如当前，为其投下新的曙光，为其设定新的权力结构，使之与其前一阶段区别开来。
    二、作为历史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历史，这是我在别处所说的全球现代性的条件。我将全球现代性区别于前一个阶段，即一般所说的现代性阶段，而现在把它说成欧洲现代性更合适，它显示的是欧洲和美国两个世纪的全球霸权模式。（12）欧洲现代性是世界各地诸种社会遭遇现代性的一种伪装，这种遭遇所采取的形式与欧美文化和政治实践不可区隔，所以现代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之间少有区别。所以难免会出现抗拒，强调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做出区别，接受其中一个，而抗拒另一个。这种对欧洲/美国文化特定内容的抗拒，就好比是对异国入侵威胁到要剥夺当地身份的那种霸权的抗拒。这种抗拒采取若干形式：从保守型的复兴传统，到解放者在新的民族国家的世界里寻求自治，到社会主义者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等。但在最后一种形式中，其他的抗拒形式都认可“西方”现代性是优先的，要求各地从过去的各种遗产中转变出来，以沿着现代性的道路前进。
    这种态度在大众意识中，在“西方”或西方以外的地方，发生多大的变化却值得怀疑。不过，稍微看一下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就足以说明这种变化在全球文化政治中是相当重要的，正如“另类现代性”这一观念已经表明的那样。许多国家对先前瓦解自己保守主义的欧洲现代性采取替代方案，这一做法已经走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沿，包括欧洲和北美，以保证自己有人听，即便是那些对他们采取模棱两可态度的国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政权。（13）在全球政治的层次上，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话语有不同的构成成分，而否认这些意识形态具有同期性，是不再可能的了。在确认各种文化遗产都占据同样的时间和空间以后，区分先进与落后的做法已经消退。这样，除了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层次以外，人们越来越难以提出一个进步的标准。而科技和经济发展层次的进步标准则愈加醒目地确定，现代性作为所有社会的共同属性，指的就是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差不多为众所确认的是，我们都住在现代性之中，但对现代性却有不同的体验。欧洲现代性的遗产随处可见，各种自治现代性主张的遗产也是如此。在新出现的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和土耳其，出现了多发展模式或范型多样性的诉求，本土价值的复兴，承诺可以克服欧洲现代性的问题，克服把欧美带向不可避免的衰退的欧洲现代性。有时我们难以克服这种印象，即欧美的支持者（cheerleaders），比上述社会中敏锐关注这种对立的知识分子，更热衷于这些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