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即是寄居于其上的瞬时性（transiency），对我来说，另类现代性这一思想也遭受同样的瞬时性。因此，另类现代性最好理解为现代性的产物，这现代性自身仍然易于产生各种新的现代性，其他性最重要的来自于与过去一直被当作是普适现代性模式的想象性欧美现代性模式有着明确的不同。各种欧美现代性也是历史性的，也没有提供单一模式，尤其是当我们超越正式的体制而去看日常文化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另类现代性话语对各种另类现代性之相互关系也缄默不语。用这些另类现代性术语来认知的这个世界，有多少种另类现代性呢？它们之间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另类现代性这个思想常常把我们带回到全球组织的现有构型中去，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构型中去。民族-国家是其看好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单位，更不用说是文化的所在单位了。如果它成功地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对它所期待的未来之路线远无助益，而很可能是各种新霸权行将就世。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另类现代性共同的一点，是欧美各个社会全球化了的霸权现代性，而在现代性将民族-国家正式作为人类普适的政治组织形式之外，这些另类现代性殊少有提示。人们假定现代性所正式化的民族-国家，“其自身内部有一个机制去衡量文化差异，并将赋予这些差异以道德意义。”[8]即便是以文明的名义提出诉求时，情形依旧如此。正如以伊斯兰遗产为诉求的各个社会中民族和普世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雄辩地揭示的那样，这些现代性诉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眼光和民族追求的调制。
    各社会之间的差异一直很明显，各社会过去为实现现代性时，这种差异导致成功的程度有不同，也正是这种差异成了把这些社会放在进化序列上不同位置的标准。这种情况对于努力发现相对于现代性的另类路径来说，也同样存在。这个术语或可能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各地与现代性相距的想法，则如同现代性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尽管在土著或外国学者所写的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论进化史学中，这个想法常常因其“保守性”而遭到消解或边缘化。⑦正如中国的例子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社会最初对现代性的技术感兴趣是为了保卫本土价值，而这个态度从没有消失过。就我所注意到的例子来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把现代化当作是西方化而是当作“当代化”（contemporanization），这个意涵也恰好是“现代的”这个词的一个基本意思。“现代的”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指的是最近，新的，和与时俱进的（up-to-date），以区别于古代。⑧创造一个当代的但属于本土的“新文化”，一直是绝大多数社会从遭遇现代性以来就普遍存在的考虑。另一方面，各种另类方案并非总是以文化的术语来体现，这在上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但也在许多对立运动的抱负中最为明显不过。须知这些运动都致力于寻找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方案。
    实际上，无尽地生产另类方案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定义性特征。用人类学家顾家客（Jack Goody）的话说，“现代就像当代，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并不代表某个分期或风格，只有在飞逝和模棱两可的意义上才代表分期或风格。”[9]现代性是否适合或值得作为一个分期的概念，是颇为争讼不休的议题。我下面还会论及。此处只需要提出这点即可：“另类现代性”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思想，不止是因为它肯定了现代性，而且还因为它为现代性提供了另类方案的抱负。诸种“另类现代性”从各文化中抽取作为差异的证据，但这些文化自身在许多情况下皆是现代性的产物，我们认知古代是根据现代性的要求，正如政治空间既是他性空间也是根据现代性的要求。如王爱华（Aihwa Ong）所说，“另类现代性”中的另类“表明现代性的各种类型是（1）由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其人口和全球资本之间不同的关系束所构成；（2）被那些占据‘西方’知识并重新以关涉自己国家的真理方式来呈现西方知识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们所建构”。[10]
    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诸种“另类现代性”诉求的根基中找到对上述这些论断的支持。有趣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大多数讨论中不在场的中心，或可能是刻意为之。我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最近的一部著作中引用一长段来说明：
    在当前“现代性”各种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怎么能把它们的产物即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与其可憎的古老类型区隔开去，而不必使它们卷涉于追问严肃的政治和经济这些系统性后现代性概念不可避免的问题？答案很简单：谈论各种“另类的”或“替代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种现代性，这与标准的或霸权性盎格鲁-撒克逊现代性模式不同。任何你不喜欢的后者的东西，比如不喜欢它使你陷身的贱民处境，都可以通过自信的和“文化的”观念来将其抹去，并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现代性……现代性唯一让人满意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的关联。[11]
    在这个意义上，“另类现代性”与一般意义上的后殖民批判相似：它们之间不止是偶然而暂时的亲缘关系。后殖民批判替代了早先基于新殖民观念的批判，把批判的重点从资本主义转向殖民主义，把批判的主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批判。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比詹明信所说的要有问题得多，因为资本主义也难免受文化的调制。但依旧有必要探寻是否有可能探讨现代性而不用涉及资本主义，或者相反。⑨“另类现代性”话语因没有系统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性（诸种）文化的关系而有所不足，特别是其作为话语出现这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所引起的全球关注是与资本的全球化相伴随的。这个话语本身并不新颖。如我刚才所说，欧美之外（甚至有可能在欧美之内）的现代性话语一直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靠近现代化不是追随“西方”的足迹，而是因其承诺强化特殊性诉求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基础。如果这个话语在我们时代获得过广泛关注，那是因为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话语要求我们把最大的关注给予那些因在全球资本方面的成功而显著起来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