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由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标志着明治政府选择了武力崛起的军国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扭曲中日两国的和平、对等的关系，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战败。《马关条约》割地台澎，赔款库平银2.3亿两，丧权辱国之甚为前所未有；中朝宗藩关系终结，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欧美列强随即掀起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日俄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中朝两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局面的关系框架崩溃，日本演化为最好战的地区性帝国主义国家和东亚战争的策源地。
    读史可以明理。在120年后回顾这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战争，反思其爆发的原因、过程、结局以及对当时东亚国际格局的影响，对观察今天的日本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亦有借鉴价值。
    一甲午战争：历史拐点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爆发的东学道农民起义，为意欲发动侵略战争的明治政府提供了机会。6月，不请自来的日本军队迅速控制仁川，兵锋直指汉城；应邀入朝平乱的清军则扼守成欢、牙山，阻挡东学道农民军北上之路，双方形成军事对峙。外国大军入境，农民军与朝鲜官府议和停战，朝鲜国内局势恢复平静。清朝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本则以中日共同主持“朝鲜内政改革”为借口，拒绝撤军。7月23日，日军占领景福宫，控制朝鲜国王，指使大院君出任国政总裁。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突袭中国船队，击沉运兵轮船“高升”号，造成重大伤亡。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在两种意义上标志着近代日本历史拐点的到来：
    (一)日本首次以“帝国”名义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1894年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宣称“始终与和平相始终，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①毫无疑问，睦仁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中国正式宣战。虽然在20年前的1874年，日本尝试过武力侵台的军事冒险，但那时明治政府尚未建立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围绕出兵问题，政府内部官僚集团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在国家大法上固定了明治维新改革成果，建立了“天皇总揽统治权”前提下的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甲午战争，则是睦仁在“帝国”建立五年之后，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为号召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除幕府旧臣胜海舟等指斥甲午战争为“不义之战”之外，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对睦仁的宣战决断趋之若鹜，将战争的胜败与“帝国”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持战争，充当侵略战争的狂热追随者。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他自居为日本国民的领头人，组织“报国会”，在华族中募捐，自捐1万日元充作军费。他还到处发表讲演，鼓动庆应义塾的学生上街游行，全力支持这场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其狂热劲头，连庆应义塾的同僚都倍感惊讶”②。
    可以说，选择“对清交战”，意味着“脱亚入欧”方针的不可逆转和“大陆政策”的付诸实践，表明日本最终选择了军国主义武力崛起的国家发展道路，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
    (二)战争颠覆了中日关系的传统格局框架
    对清宣战，意味着日本抛弃了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所规定的两国和平、对等关系准则。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失败后，转而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展扩军备战。从幼稚园的儿童做“打沉定远舰”的游戏、《时事新报》等媒体制造战争舆论，到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交织的“大陆政策”、天皇睦仁下达《造舰诏书》等，均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国，使《中日修好条规》的性质变了味，友好变为敌对，同盟被对决取代。进一步说，甲午年日本朝野不惜以国运相赌，冒险对华开战，彻底颠覆了东亚自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失败后近300年的和平局面。甲午开战，标志着近代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进而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直接的影响。
    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表现了进入拐点之后的日本将在战场和谈判桌上作出何种暴行暴举。1894年7月29日，日军占领成欢，翌日占领牙山，重挫清军士气。9月，日军攻占平壤，清军完全丧失斗志，伤亡惨重，连夜撤回鸭绿江以北。另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水师在黄海激战，重创北洋水师主力，夺得制海权。10月，日军渡江侵入中国境内，连陷边城安东、九连城、凤凰城等。11月，日军侵占金州、大连，制造了旅顺屠城的大惨案，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倒在日军的屠刀之下。1895年1月，日军围攻威海卫，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3月，日军侵占牛庄、营口和田台庄，占领了辽东半岛，威逼京津。由于日本具备制度优势、举国动员、备战充足、武器精良、情报搜集有方和英国等欧美列强支持等各种有利因素，在开战后八个月的海陆进攻中屡屡得手。
    战场得手，增强了日本停战议和的筹码，忙于慈禧寿辰庆典的清廷却手足无措。1894年11月，在李鸿章建议下，天津海关税务司洋员德崔琳以头品顶戴的头衔，带着清廷承认朝鲜自主的承诺，前来神户打探中日双方停战缔约的可能，却吃了闭门羹。12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拒绝李鸿章在上海或烟台尽快举行议和停战谈判的建议，声称两国全权代表只能在广岛议和停战。1895年1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在广岛举行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提出缔约应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通商航海之利益”等要点，“连同其他次要各款共为十条”，大本营御前会议予以认可。③
    1月，领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奉命前往广岛议和。伊藤借口其全权授权不充分，2月将张、邵等议和代表逐回中国。伊藤放出话来，除非恭亲王奕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之全权委员”来日本，才能“同意重开谈判”。④清廷急于停战，3月，“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携带赋予其“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的敕书⑤，率团来到马关。
    3月20～24日，李鸿章与伊藤在马关春帆楼举行停战谈判。在3月21日的第二次谈判时，伊藤开列了停战的三个条件：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的所有城池堡垒”，收缴驻守以上各处的清军军械；日军接管“天津山海关区间铁路”；中国支付“停战限期之内军需军费”等。⑥伊藤的停战条款将日本尚未占领的直隶纳入其中，令李鸿章痛感“要挟过甚，碍难允行”，急电总理衙门请示。⑦清廷复电，表示停战期内可认给军费，但不同意交出榆关津沽关防及铁路等项。由于日本破译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返电文的密码，掌握了清朝政府底牌的伊藤在谈判桌上恣意讹诈。3月24日，李鸿章在结束第三次谈判返回住所途中，遇日本暴徒袭击，身受重伤。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备受指责。作为缓和局面的一个举动，伊藤同意自3月30日起无条件停战20天，议和提上日程。
    4月1日，伊藤提出含11项条款的和约草案。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第二款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第四款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⑧4月9日，李鸿章经过请示清廷之后，提出中方的条约修正案，对“朝鲜自主”条款，修订为“中日两国公同认明朝鲜为自主，并公同保其作为局外之国，约明或干预朝鲜内务，于其自主有碍，或令修贡献典礼，与其特立有碍者，嗣后辄行停止”；赔款限2亿两，割地限奉天省安东、宽甸、凤凰厅、岫岩州和台湾澎湖。⑨4月10日，双方恢复谈判，争论主要集中在割地与赔款两项。伊藤略作让步，提出赔款可酌减三分之一，宽甸不在割地范围内，其余条款不变。无奈之下，清廷谕旨准许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赔偿军费库平银2亿两。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清廷对某一战胜国的割地赔款之巨，空前绝后。
    在朝鲜半岛，日本发动战争与摧毁中朝宗藩关系同步进行。1894年7月25日，大院君政府宣布废除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等条约，请求日军驱逐驻牙山清军。27日，成立军国机务处，金弘集出任领议政，遵照日本的“劝告”，实行“甲午更张”。其内容包括：停用清朝年号，改以李氏朝鲜开国纪年；废六曹，改设八衙门；废科举，统一财政，整顿货币，废止公私奴婢，不问门第起用人才，改革文字等。其中，停用清朝年号，意味着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8月1日，中日相互宣战。26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与朝鲜外务大臣金允植订立《日朝两国盟约》，内称“对清攻守相助”，以“巩固朝鲜国的独立自主”；规定“日本负责针对清国的攻守战争，朝鲜提供日军进退及其粮食准备的方便”。⑩
    1895年1月，在日本政府的导演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群臣拜祭宗庙、社稷坛，向列祖列宗及臣民发布《告誓文》即治国方略的《洪范十四条》，宣布“割断依附清朝虑念，确建自主独立之基础”。(11)这是继1876年签订《日朝修好条规》、1884年开化派政府发布《政纲》之后，朝鲜在受制于日本的情况下，第三次宣布脱离中朝宗藩关系，实现独立自主。应该说，朝鲜君臣要求独立自主实属正当，但由于日本在台前幕后施加影响、另有图谋而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
    《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希求中日两国在条约中共同承诺“朝鲜自主”，不干涉朝鲜内政，在此前提下，中止中朝宗藩关系。日本坚持以国际条约的方式，由中国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朝宗藩关系，李鸿章的努力化为泡影。条约第一条完全按照日本的草案措辞表述，即“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12)。条款仅对中国作出了并无实际意义的规定，却为日本恣意侵犯朝鲜主权打开方便之门。
    《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终结点，构成整个战争全过程不可或缺的结局部分。春帆楼谈判的过程表明，明治政府一旦击败清政府，将会蛮横地提出何等贪婪、苛刻要求。以欧美为师的伊藤博文，一旦得手于侵华战争，会提出那些欧美列强都始料未及的割地赔款要求。当然，说到底，对在华殖民权益的狮子大开口式的攫取和侵吞，不仅仅是伊藤的个人问题，更暴露了日本殖民主义的野蛮和残酷。春帆楼谈判的进程还表明，以伊藤博文等武士出身的维新官僚心狠手辣、急功近利，以邻为壑、目光短浅，只看日本国眼前的利益，看不到两国关系的未来。3月21日，李鸿章对伊藤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13)李鸿章要求伊藤手下留情，可谓与虎谋皮，但他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看法却不无道理，且得到此后历史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