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朝两国自救的改革失败，东亚政治版图充满变数
    总数为2.3亿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与“赎辽费”，致使清朝政府的国家财政几近崩溃。欧美列强以借款为名，乘机获取殖民权益。1895年7月，以“还辽”邀功的俄国和法国，率先与清政府订立《俄法洋款合同》，乘机插手中国海关事务，获取巨额利息。1896年3月，英国与德国同清政府订立《英德洋款合同》，1898年3月再定《续借英德洋款合同》。为赔偿日本而做出的三次巨额借款，使清政府的国家财政沦为列强的金融附庸。此外，铁路筑路、矿山开发、投资开厂等成为欧美列强争夺的新领域，一时间形成欧美列强与日本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1896年9月，俄国依据“中俄密约”的条款，订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以及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兴办企业等利权，俄国掌控下的东省铁路公司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俄国的殖民扩张，刺激了欧美列强和日本划分中国殖民权益的贪欲。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897年11月，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12月，俄国舰队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占据了山东半岛；同月，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吉东与辽东连成一片，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1899年11月，法国迫使清政府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西南和华南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通过1898年强租新界和威海卫、1899年强租九龙半岛，巩固扩大了殖民据点，并将长江流域控制起来。1898年4月，日本将福建变成其势力范围。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多次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意图将整个中国市场变为美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可见，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和日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各地，并将牺牲中国权益作为相互妥协的筹码。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突然加剧。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打开了列强鱼肉中国的方便之门。中国朝野无暇再如英法之役过后那样有条不紊地开展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用“夷”长技，营造“同光中兴”。图存救亡是当务之急，容不得慢节奏。情急之下，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在战败割地赔款屈辱的精神折磨中，选择了以强敌为师的变法图强之路，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康有为介绍明治维新的13卷《日本变政考》，成为光绪皇帝的案头必备之书，在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为期103天的变法期间，为光绪帝雪片般颁发的诏令提供思路乃至参考文字。与洋务运动注重军械装备等器物层面，即见物不见人的近代化不同，戊戌变法注重人的观念意识转变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从经济、军事、教育入手，触及官僚机构、广开言路等政治方面。农工商局、铁路矿山总局、邮政局、京师大学堂、地方中学堂、小学堂和译书局、报馆、学会等新设立的机构层出不穷，训练洋式陆海军、裁撤旧军等举措陆续推出。新令目不暇接，盘根错节的旧机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到猛烈冲击，维新与守旧的较量日趋剧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派，变法最终失败。中国的政局酝酿着新的变化。
    在朝鲜半岛，日俄角逐暂时为朝鲜尝试自主性的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空间。1896年4月，开化派徐载弼、尹致昊等创办《独立新闻》，7月组建官民一体的独立协会。他们要求拆毁昔日跪迎清帝诏敕的“迎恩门”，另建独立门；将接待清朝使节的“慕华馆”改称独立馆，抛弃“事大”主义；要求高宗建元称帝，设立君主立宪体制，制造了改革的舆论。
    1897年10月12日，高宗登基称帝，建元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推行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光武改革”。其内容包括：仿照日本的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1898年启动“光武量田”，在全国丈量土地，确立私人土地使用权以增加税收；建织造劝业场，创办各种公司，发展工商业；收回了京义线的筑路权，成立西北铁道局、铁道院、矿学局，开展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仿效日本天皇为陆海军大元帅，高宗在俄国军事教官撤离后，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国家军队。1898年底镇压了发起“万民共同会”运动以限制君权的独立协会，1899年公布准宪法《大韩国国制》，强调“无限君权”，建立君主的绝对统治；仿效日本的文明开化，高宗率先穿用欧式元帅服，并推广官员公服的西化。同时，成立了多所国立小学、外语学校、医科学校、师范学校，派出留学生，重点发展实业教育。
    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朝鲜近代化在艰难中蹒跚而行。1900年开始设置国家预算，完善财政。1901年，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筹划发行货币。1903年设立中央银行和汉城银行等民间银行，竭力组建本国的金融体制。1902年，下令创制国歌，仿俄国和日本的首都体制，宣布平壤为“西京”。另外，还发展市政建设，使用电灯、自来水、下水道，营建公园等。1903年，准备实施军制改革，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筹划海军建设。总之，从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君臣实施“甲午更张”以来，朝鲜半岛上先后搞过1895年的“乙未改革”、1896年的“建阳改革”和1897年10月开始的“光武改革”，体现了自立自强的主观愿望。由于上述改革缺乏必要环境的保障，日俄角逐经常打乱改革的进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的进程与日本将朝鲜保护国化的进程相同步，“光武改革”戛然而止，亡国危机深重，东亚政治版图巨变在即。
    (三)传统中日关系框架面目全非，影响深远
    在17～19世纪江户幕府锁国220余年期间，中日民间商贸和文化交流依然频繁，两国和平相处。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双方建立对等友好的条约关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上述的一切，两国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
    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千余年间对等关系，转变为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宰割与被宰割的不平等关系。侵略、宰割中国需要舆论支持。以倡导“文明论”著称的福泽谕吉从理论上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们侵华国策提供依据。战争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将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定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日军的烧杀劫掠成了“为人类幸福文明的进步而履行正当的天职”，因为日本是“谋求文明开化者”，中国则为“妨碍进步者”；主张日军“果敢进攻要害地区，蹂躏四百余州，加速其亡国”；否认日军在旅顺的屠城暴行，指责欧美记者的报道是“捕风捉影的误报”，“实在令人可笑”等。(20)还是这个福泽，要求对台湾、澎湖“断然使之日本化的方针”，叫嚣当地人“若抵抗日本兵，则不管是兵是民，全部杀光，以奏彻底扫荡之效”；对不当顺民的中国人，一概“按军法处置，且不许任何人有何异议！”(21)福泽内心根深蒂固的武士阶级的残忍、冷酷本性和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野心，在其仇华、侵华的言论中一览无余。
    在经贸关系层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内陆通商口岸，将触角伸展到长江广大流域；规定废止战前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在相互交换《马关条约》后，“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条约章程为基础”，“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及陆路交通贸易约定”，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强加给中国；日本臣民在开港地区享有通商贸易、设厂生产、运销低税等特权。(22)中国成为有利于日本财阀资本快速膨胀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在国民观感层面，千百年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成为过去，蔑视、仇视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泛滥。福泽的言论颇具代表性：在1876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肯定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甲午战争期间，福泽的调子一转，攻击中国“自尧舜以来四千年间，上下皆习惯于专制独裁的恶劣风气，陶醉于阴阳五行的空论，几亿人置身文明之外，玷污了大半个亚洲”，“顽固不化，如同化石”；攻击中国人“自开辟几千年间”，皆“陋劣不灵”，“上上下下栖息于腐败之中，其状如沉浮水沟中的孑孓”，“惟一朝死灭而已”。(23)此外，福泽还在文章中使用“乌合草贼”、“乞丐”、“半死的病人”、“狂暴的土匪”、“辫子佬”、“豚尾奴”、“猪群”等不堪入目的肮脏词汇，恣意谩骂中国人。(24)一代文明开化的宗师，因战胜而狂妄而浅薄，沦落为无风度、无教养的痞子文人，可叹亦可怜。一时间，蔑视、侮辱中国人成了流行于日本市井的丑陋时尚。1896年4月，总理衙门选派的首批赴日13名中国留学生在日备受路人围观起哄，被笑骂为“豚尾奴”、“清国奴”，抵日仅两三周，就有四人回国。三年过后，因为又有两人中途退学，获得毕业文凭的只有七人。(25)首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凸显了日本历史拐点对中日关系的苦涩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