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成为战争策源地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迈出了武力崛起的第一步。甲午战后，日本凭借来自中国的赔款，国家财政规模急剧扩大，开始了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新一轮扩军备战，准备迈出武力崛起的第二步。仅《马关条约》和《归还辽东半岛条约》规定向日本支付的赔款总数即达2.3亿两库平银，天文数字般的中国赔款折合为3.6亿日元，相当1893年预算总额8350万日元的4.2倍。1897～1901年，分期支付的中国战争赔款年均为3426万日元，这些赔款作为日本国家财政陆续投入预算。巨额战争赔款、利息和丰盈的国债收入滚滚而来，明治政府的财政预算突然变得阔绰起来。在政府的战后规划中，财政总支出高达5亿日元，相当甲午战前1893年预算总额的5.9倍。其中，20％即约1亿日元用于针对假想敌俄国的陆军扩军备战，计划将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相当于1892年陆军军费300万日元的33.3倍。为了将海军军舰总吨位从5万吨增加到25万吨，投入2.1亿日元，约占战后规划总支出的42％，相当于1892年造舰费275万日元的76.4倍。(26)皇室和文武官僚无须为拼凑造舰费而自掏腰包，扩军备战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战争赔款迅速转变为资本，为兴办八幡制铁所标志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提供动力。增设纺织工厂、延伸铁道、修筑港口、创办银行、开发矿山、开发北海道等项目纷纷上马，日本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其中，用诸海军扩军备战的造船业发展迅速。1894～1898年，日本造船的自给率仅为18％。1896年3月国会通过《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对建造大型钢壳轮船的造船厂给予巨额资金补助。依据上述法律，政府向三菱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财阀军工企业投放了大量补贴，日本的造船业发展迅速，提高了舰船制造的自给率，建造战列舰、巡洋舰的规划逐步落实，武力扩张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扩军备战和侵略战争交替进行，财阀军工企业投入人力物力研制和批量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加快国产化步伐，充实日本陆海军的武器库，财阀成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甲午战后，“大日本帝国”观念深入朝野意识，“脱亚入欧”的“优等生”意识流行。大国意识的急剧膨胀，与“忠君爱国”的天皇崇拜热潮、“帝国军人”的荣耀互为表里，沆瀣一气，军国主义思潮泛滥，形成对外侵略战争所必备的精神动员机制。在这个过程中，1881年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组织的“玄洋社”，以及1901年头山满、内田良平组建的“黑龙会”等民间右翼团体发挥的作用尤其恶劣。在军部扶植和九州煤矿业资本家的资助下，“玄洋社”四处活动，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制造事端。“黑龙会”的杂志《黑龙》，狂热鼓吹对俄开战。在政府的纵容下，“黑龙会”的好战侵略言论成为左右舆论的所谓“国论”。两大右翼大陆浪人团体在民间蛊惑人心，兴风作浪，组成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尖兵别动队，发挥了官方机构难以发挥的作用。
    甲午战后，建立“大日本帝国”把持下的殖民帝国的政治诉求成为日本武力崛起的指路标。武力崛起带来巨额财富，刺激着日本军阀和财阀为追逐更大权益而开展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政治、军事和经济、精神要素被调动起来，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日本成为侵略战争频率最高的好战国家，进而成为扰乱东亚安宁的战争策源地。急剧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给东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日本驱入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
    三抚今思昔：甲午战争破坏了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维护东亚和平的格局
    从表面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在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体制，实际上颠覆了存续千余年的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的国际格局。为说明这一观点，有必要拉长历史的焦距，略述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建立、日本角色作用的转换、三国统一王权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从板块互动到三国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
    世纪之初，汉帝国周边民族形成诸多部落联盟国家、城邦国家，东亚形成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社会或曰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汉朝皇帝贵为天子，依据五德终始的天命论君临天下，享有共主之尊；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君长须经过向皇帝称臣、朝贡请封程序，接受册封，取得正统地位。在纳贡与册封政治纽带建立的宗藩主从关系架构中，“华夏”中国对周边“夷狄”薄来厚往、任由去留，四海一家共享天下太平，互通有无，文化交流。
    当时，日本列岛“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27)，竞相通贡中国。世纪之初倭奴国王遣使，请求光武帝册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和倭五王，先后向曹魏和南朝帝王称臣纳贡，凡500余年。倭国之所以对中国王权作出低姿态，一是国内压制政敌，推进统一，需要中国王权的支持；二是利用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伺机扩张，同样需要中国王权的承认。待倭国在4～5世纪实现了国内统一后，6世纪摄政的圣德太子即以“日出处天子”、“东天皇”自居，要求与中国王权对等。
    在朝鲜半岛，倭国继续巩固在任那的统治，密切与盟友百济的关系。在唐朝、倭国已建立统一王权，朝鲜半岛继续三国分立、展开争霸战争的情况下，东亚地区难以形成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格局，并在良性互动中维持地区安全机制。
    630年，唐朝和新罗联军攻灭百济，朝鲜半岛迈出实现统一的第一步，也为中朝日三国建立统一王权下的三足鼎立格局扫清了第一个障碍。倭国欲继续维持半岛分裂的状态。663年(龙朔三年)3月，倭国出动2.7万人，乘坐千艘战船渡海攻击新罗，援助百济复国势力。(28)8月，唐罗联军与日济联军激烈交战。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29)。更具体的记载是：8月里唐倭水军首次交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犹呈蛮勇的倭国诸将“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28日再战，“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结果“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走高丽”。9月，倭国舟师残部逃撤回国，百济佐平余自信等同船前往。(30)唐朝在百济旧地设熊津都督府，下辖各州府县。
    龙朔白江口之战，给倭国水师和百济复国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被打痛的倭国切实感受了唐朝的威力，对外政策随之调整：(1)修复并密切日唐关系，遣唐使的派遣进入密集时期。654年派出第三次遣唐使与659年派出第四次遣唐使，时隔五年。第五次遣唐使(665年)与第六次遣唐使(667年)的间隔时间更缩短为两年。白江口之战过后，倭国加快了遣使的频率。自701年第八次遣唐使之后，历次使节团人数均在500～600人以上，使节船多达四艘，较之此前几乎翻番。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搭乘使节船西行，日本举国掀起全盘“唐化”的热潮。其到来，并非礼义晓谕的口舌之惠，而是白江口一战打出来的结果。(2)大和朝廷停止推行数百年来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政策，缩回日本列岛。668年唐罗联军平定高句丽，唐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下辖州府县，予以管理。被白江口之战打痛、打怕了的倭国汲取了教训，对高句丽的败亡，不仅作壁上观，而且在平壤陷落第二年的669年，派出以小锦中河内鲸为正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前来“贺平高丽”，告知倭国“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31)唐接受了其新国号“日本”，此后的中国历朝均在正史中列入“日本传”。
    672～674年，唐罗之间为百济、高句丽旧地争端爆发战争。唐出于稳定东部与西北部局势的考虑，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撤回辽东，唐罗关系恢复转而密切，新罗实现了“一统三韩”的目标。朝鲜半岛出现统一王权，形成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三大板块互联互动新局面的条件成熟。其后，大陆板块累经宋辽金、元明清诸朝更替，朝鲜半岛板块出现高丽、朝鲜两个长期王朝，日本列岛完成由武家政权取代京都朝廷的权力更替。各板块内部均出现短暂的分裂或对峙，但政权统一居多且漫长，并未影响各自作为支撑东亚国际格局的构成元素所发挥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大陆、半岛、列岛板块形成东亚三角框架，三边相互支撑，则大局总体稳定，东亚出现长期和平局面。
    三大板块关系表现在国家关系层面，则为中朝日三国之间的三足鼎立框架。其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构成“铸足”的基本要素。诸要素各为国本所系，在奠定三国自存自立基础的同时，也敷设了三国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沟通渠道和媒介。在中朝日三国鼎立格局中，三国在综合国力的对比上并非对称，朝鲜半岛王权的一足偏弱。但在东亚地缘结构中，朝鲜半岛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和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重要，构成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中的有力的一足。在这里，国土面积和人口多寡对比的意义相对变小。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三国三足鼎立架构的完整状态，失掉任何一足特别是高丽或朝鲜一足出现问题，势必导致整体框架的失衡，引起中日两国的迎头相撞，爆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