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派扬私记而贬官书，认为私记较官书更为真实可信。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唯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13)梁启超独具支眼，早在1922年就指出了帐簿的史料价值，写道：“然以历史家眼光视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瓖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14)他还认为小说也有史料价值，说：“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须知作小说者无论聘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15)
    鲁迅认为“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信一些。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16)又说：“‘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还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17)
    翦伯赞的看法是：“再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小。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而所谓正史，几乎都是历代政府监督之下写成的，至少也是经过政府的审查，认为合法的。虽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编前代之事，但其资为根据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以当代之人，记当代之事，当然不允许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罪恶，否则就要遇到危险……”(18)
    “此等杂史，虽其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论，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且皆足以补正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史之讹误。特别是因为杂史不向政府送审，没有政治的限制，就能尽量地暴露事实的真相。所以有时在一本半通不通的杂史或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19)
    鲁迅、翦伯赞肯定野史、杂史的价值，如不太摆史官的架子，所记较正史为真切，敢于暴露史实的真相等等，都是对的。梁启超重视帐薄、小说之类的材料，很有见解，但把“半通不通之笔记”与《史记》、《汉书》等同看待，则过于偏激。在鲁迅、翦伯赞所说之外，私记还有两个长处。一是对史实有官书所无的具体、细节的记载。例如，成于乾隆年间的《扬州画舫录》，对扬州的城市，园林、商业、工艺、建筑和社会风俗的情况都有具体、生动的描述。书中还有关于画家、文士、戏剧、曲艺的丰富材料。(20)二是所记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材料，可补正史之不足。例如，清嘉庆时礼亲王昭梿撰《啸亭杂录》，述清初的仪制、掌故，大都翔实可靠。卷二记清初官制和汉军八旗的设置；卷八叙内务府的定制，均可做考史的佐证。但笼统地说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靠，就有些偏颇了。野史、别史、杂史也有它们的短处。第一，所记有些来自道听途说，而非亲闻亲见，不免失实。即使是作者亲历的事，后来回忆时也常有误。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类的例子，(21)这里不再赘述。第二，私家记载零散，不如官府文书之有系统。第三，私家记载挟恩怨，流于诬妄。这类例子很多，如《广阳杂记》谓永乐帝为元朝后代。“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22)第四，私记同官书一样有吹捧帝王将相的内容，因为作者大都是封建士大夫，他们不可能只揭露而无颂扬。例如，宋王闢之撰《黾水燕谈录》卷一首列“帝德”十八事，对宋朝皇帝极尽歌颂之能事。(23)
    第三派认为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应当并重而不可偏废。
    古代史家刘知几、司马光大体上持上述看法，他们首重实录、正史，但亦不轻视杂史小说。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把全部史籍分做“正史”与“杂述”两大类。他首重“正史”，在《古今正史》中，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上自《尚书》，下迄隋唐诸史，一一扼要说明。刘知几虽重“正史”，但并非全盘肯定，如在《疑古》中批判《尚书》，在《惑经》中批判《春秋》，在《杂说》中批判诸史。刘知几对杂史亦不轻视。在《杂述》中写道：“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失。”他把古今杂乘分为十品：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薄，并对每一种的长处和短处都做了分析。他在称赞“五传”、“三史”之后，笔锋一转写道：“蒭蕘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4)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重正史、实录等官书，但亦博采杂史、小说等私记，可谓纲罗宏富。《通鉴》引用文献的种类，各家说法不一，总数当在300种以上。(25)他在《进书表》中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又在《答范梦得》书中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