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
    德国史学家兰克在19世纪欧洲史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被认为史料丰富，考证精确，其实并不尽然。兰克始终关注的是以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为主角的政治史，尤其是外交史，因此他的取材也不出这个范围。外交人员报告、外交书信，例如16世纪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的47册报告，是他特别重视的史料。社会、经济因素几乎被他完全排斥在外，所以他的著作也缺乏这方面的史料。(85)应该说，兰克在利用欧洲各国档案馆的政治、外交史料方面比前人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他使用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兰克看重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而轻视下层百姓。马克思称兰克为“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86)与兰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恩格斯为了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除亲自调查外，还广泛使用了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如《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死亡、婚姻的第五号年度报告》等。(87)马克思写《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大量利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等材料。(88)他们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历史的研究。
    19世纪末，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选材必须扩大、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应给予更多的重视。相应地人们要求历史学应该更密切地与各类社会科学相联系。(89)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若干新的学派。新学派为了贯彻它们对历史的看法，就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史料来源。以1929年成立的年鉴派为例，他们提倡总体地研究历史，这种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从政治、外交、军事到经济、社会、文化、心态、人口等等。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很多，从而要发现新的史料。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依赖财政档案、税务档案、法律档案、土地文书、身份证明记录等类的资料。人口史的研究离不开中古时期教区用于出生、洗礼、婚姻和丧葬的登记册和近代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些都是旧日传统史学所忽略的史料。现代史学扩充史料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
    总之，到了21世纪，历史资料的数量已达到了无法统计的程度。旧史料堆积如山，但尚有许多未被利用，(90)新史料复层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数量和档案馆都在增加。(91)尽管如此，史料以后还会继续扩充，也必须继续扩充。因为人类社会在发展，发展中必然产生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就必须搜集与新问题有关的新资料。马克思当年说过：“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92)这个道理仍然适用于今天，或者说，更适用于今天，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后，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从资料方面看，今人研究历史，有幸有不幸。幸运的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不幸的是：史料如汪洋大海，史家有陷溺其中的危险。搜集材料应力求全面，但全面不等于一点不漏，一点不漏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做到全面又谈何容易。史家为免灭顶之灾的自救之方就有赖于理论的提高和方法的改进。史学理论的提高和史学方法的改进是两个专门的大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兹不具论。这里只想提及一点，即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是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可分别论述，但不可奉其一为至尊，而贬其二为附庸。本文旨在说明运用史料应当官书与私记并重，新史料与旧史料兼采，而绝无意宣扬“史料至上”的观点。笔者学识浅陋，暮年撰稿，更多失误，敬希读者指正。
    附记：此稿之得以写成，多赖江湄、张志强、符静三君之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最早者为梁阮孝绪的《七录·纪传录》，分“众史”为12类。《七录》今佚，仅《七录·序》保存于《广弘明集》卷三。
    ②政府要员的个人档案也带有政府档案的性质，因其许多内容属于公务性质，如盛宣怀档案、英国张伯伦家族档案(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及其二子奥斯汀·张伯伦和尼微尔·张伯伦)。
    ③指私人办的报纸杂志。政府办的则带有官方文书性质。
    ④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
    ⑤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页。
    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实录难据》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61页。
    ⑦孟森：《读清实录商榷》，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86页。
    ⑧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4页。
    ⑨《新唐书·郑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