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王世贞就国史、野史、家史分别做了评论。他说：“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7)这段话概括说明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的缺陷及其终于“不可废”的存在价值，全面而允当。
    清人王鸣盛也认为官方文书与私人记载互有短长。他看重正史。在《十七史商榷》“后汉书年表”条中写道：“但读史宜专心正史，世之学者于正史尚未究心，辄泛涉稗官杂说，徒见其愚妄。且稗史最难看，必学精识卓，方能裁择参订，否则殽讹汨乱，虽多亦奚以为。”(28)不过，他并不轻视小说，在“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条中说：“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如《欧史》温兄《全昱传》，载其饮博，取骰子击盆，呼曰：‘朱三’，尔砀山一百姓，灭唐三百年社稷，将见汝赤族云云。据[王]禹偁谓《梁史·全昱传》但言其朴野，常呼帝为三，讳博戏事。所谓“梁史”者，正指“梁太祖实录”。今薛史《全昱传》亦不载博戏诋斥之语。欧公采小说补入，最妙。然则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29)
    近人主张官书与私记并重的，有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蔡元培博通文史，对史料的运用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起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私人记史事，由于亲身经历者固多，而最多是凭借传闻，传闻是容易失实的。人都不能无好恶，而私人立志记史事，自不免于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书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遗民之记逊国，明亡遗民之论虏事，其志可敬，其辞或不免过甚，这些反靠官书去给他打个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于一类的事迹，不如私人记载之备各方面，且私著之没有官府的立场，是最可宝贵的，所以私著毕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无论直接的史料如档案，间接的史料如‘国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说一面的话，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许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记，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所以官府记载仍同样不失为史料大源。守质者懒惰着专依赖官书，好奇者涉猎着专信些私家不经之谈，都不算史学的正轨。我们相信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30)
    陈寅恪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于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31)陈寅恪从原则上比较两种类史料的地方不多，但他在实际的撰述中熟练地、成功地运用了两类史料，并随处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之进行分析。下文将予以说明。
    傅斯年说：“官家记载和私家记载的互有短长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校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源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但这话也不能成定例，有时官书对于年月也很会错的，私书说的‘内幕’更每每是胡说的。”“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这因为官家总是官家，官家的记载就是打官话。好比一个新闻记者，想直接向一位政府的秘书之类得到一个国家要害大事之内容，如何做得到？势必由间接的方法，然后可以风闻一二。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人的性情，对于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这些揣猜若为感情所驱使，便不知造出多少故事来。……大约知道一件事内容者，每每因自己处境的关系不敢说，不愿说，而不知道者偏好说，于是时时免不了胡说。”“论到官家记载之讳，则一切官修之史皆是好例，所修的本朝史尤其是好例。禅代之际，一切欺人孤儿寡妇的逆迹；剪伐之朝，一切凶残淫虐的暴举，在二十四史上那能看得出好多来呢？”“说到私家记载之诬，则一切小说稗史不厌其例。”(32)
    傅斯年写过一篇文章《明成祖生母记疑》，考证明成祖的生母是碽妃，而非马后。他所用的史料既有《南京太常寺志》、《明史·黄子澄传》这样的官书，也有《明诗综》、《陶庵梦忆》、《枣林杂俎》等私人记载。文中说：“太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明国史略成祖之生母，讳也。明野史谓成祖为元孽，诬也。成祖愈讳言其生母，私家愈侈言其真父。此犹官报与谣言，各有所缺。后之学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即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史料不可一概论，然而此义是一大端矣。”(33)《记疑》一文遭到朱希祖的反驳，朱氏谓成祖的生母确为高后，而非碽妃。傅斯年复撰《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说：“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立场。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官样文章英语中所谓Official version者，其可尽信否，试一看当代史事可矣。”(34)
    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的扩张。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写道：“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5)还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36)回顾中国过去的史学，他认为，“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37)他盛赞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通鉴》，‘编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都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38)对比之下，他慨叹地说：“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39)本着尽力扩张史料的原则，傅斯年筹措资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购买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批档案虽是几百年前官府的旧文书，但尘封已久，无人过问，故有新史料的价值。
    顾颉刚对史料的看法，总体上说也是官书与私记并重，但前后有所不同。1922年，他在《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中说：研究历史，“总要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对于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应该看得比记忆各时代的‘故事’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为什么？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不比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话主于敷衍门面。”(40)这时，他认为谣谚、野史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官书、正史。到了1926年，他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提出了“学术平等”的观念，说：“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艺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41)这时他认为古物、史料、风俗歌谣的价值都是一样的。1928年，他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中又说：“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在现在的时候，稍微知道一些学问的人都觉得学问上的一尊的见解应该打破”。顾颉刚等人妙峰山进香调查的宗旨是提倡民间文化的研究，所以这里所说的对各种史料一律平等看待的侧重点，实在于强调民俗调查这种“活泼泼的新生命材料”。(42)
    顾颉刚虽然强调新史料的使用，但也很重视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他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写道：“然史之可贵，匪特在其卷佚之繁重，叙述之详明，裁断之有制，又当字字有来历，其所根据之原料可得而勘证，示人以必信焉。自赵宋而下，修史时所根据者今虽不可尽见，而政府公文，地方志乘，私家著述，存留者并多，犹得藉是以审查其然否。若上溯唐、五代以前，刻版未兴，直接史料亡失垂尽，固亦有劫余之金石遗文及故书雅记在，然而其物过于零星，未足以供系统之探讨，言史事唯有据十七史为唯一之资源，所谓五千年之历史，前四千年只此而已，此无可奈何者也。”(43)
    顾颉刚对史料的看法是全面而开阔的。1927年4月，他为中山大学写了一个《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计划要搜集的图书资料有16类：经史子集及丛刊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44)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说：“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业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赞。”(45)这16类在不同程度上都可看作历史资料。